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李崴（资料图）
中国人移民到海外，究竟是中国力量的流失，还是中国力量的延展？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并在1980年经国籍法确立的单一国籍制度，随着时代变迁，是否已出现调整的需求？
据财新网3月11日报道，针对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李崴在这次全国两会中提案，建议删除目前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
“如何修改国籍法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定义”。李崴认为，目前国人入籍外国后，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已不合时宜，应该删除，让“中国人”的法律概念覆盖更为广泛。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自1980年实施以来，已经超过35年，一直未有修改。该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但李崴认为，现行规定造成了几大问题：
第一，在该条款下，中国公民取得外籍后，因丧失中国国籍，回国需要申请中国签证，给海外华人回国访问和长期居留造成极大不便。
且该条款不利于人才引进。因为，出国留学并在海外长期工作者，不少是中国建设亟需的人才；其中，那些取得外籍而丧失了中国国籍者，无法方便地回流国内。而那些拥有外国居留权但未入外籍者，如果长期在中国居留，也可能会丧失外国居留权，因此对于回国工作往往心存顾虑，就算回来了也总有“候鸟心态”。
第二，李崴认为，该条款损害民族凝聚力。他说，很多人取得外籍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如果在取得外籍后仍能保持中国国籍，海外华人更能维持与中国的情感纽带和对中国的认同，并能将其延续到后代。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不要求入籍移民放弃原国籍；保留中国国籍，也能让海外移民更为名正言顺地为中国争取利益。
第三，按该条款，中国公民取得外籍后就丧失中国国籍。如此一来，其在海外将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在国内还可享有国外领事保护。这给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不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第四，按该条款，中国公民是否还具有中国国籍的认定依据，需从属于外国法律和外国国籍的授予行为。“这相当于将外国法律置于中国法律之上，有损国家尊严”，李崴说。
李崴回顾，从历史上看，海外华人为中国革命、抗战、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立下了历史功勋；而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海外华人在资金、市场、人才、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贡献。海外华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过去中国也没有不承认海外华人的国籍。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为了消除一些国家、特别是海外华人数量庞大的国家的政治顾虑，才先后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条约或联合公报的形式，处理当地华人的所谓双重国籍问题，并原则上不再承认外籍华人的中国国籍。这一政策在1980年的国籍法中正式确立。
但李崴认为，这种做法完全割裂了外籍华人与中国的法律关联，弱化了他们与祖国的情感纽带，“尽管原意是消除他国疑虑，但实际结果是放弃了对海外同胞的责任，但却并未换取他国的真正信任。”
他呼吁，如今中国和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早应该摒弃。他还称，在中国陷入超低生育水平、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今天，外籍华人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贡献者。“根据各国经验，适度引进移民有助于缓解人口危机。”李崴说，“吸引海外华裔回国定居远比让其他族裔流入更为合理。
基于上述思考，李崴提交了《有关中国国籍优先的提案》的提案，建议重新审议和修改国籍法，删除“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将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相关规定，让海外华人本人、配偶、父母、祖父母曾拥有中国国籍的，均可自动获得中国国籍；除非本人主动放弃，中国国籍永远有效。并希望以此彰显中国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凝聚民族向心力，保障海外华人权益，吸引海外人才。
但是，李崴在提案中也设计，一旦国籍法进行修改后，则“拥有外籍的中国国籍者”，在中国境内不得享有选举、投票、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
此外，仍具有中国国籍者，在入境中国时应使用中国护照。中国政府对其国籍的认定“以中国国籍为优先”，不承认其外国护照的有效性。据此，中国国籍者即使取得外籍，只要未正式放弃中国国籍，在中国境内不得享有外国领事保护。这将使中国政府和法律对相关人员的管理更有保障，有助巩固国家安全。
李崴指出，从世界经验来看，除中国、印度、日本等少数国家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规定本国公民入外籍之后将自动丧失本国国籍。而中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有这条规定的国家。
“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普遍接受多重国籍。”李崴介绍，为了方便公民在海外旅行和经商，如爱尔兰等国家，甚至还鼓励本国公民在保留本国国籍的同时取得外籍。此外，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出台法律，鼓励海外国人自由返回祖籍国，并大量吸引和安置了海外国人。
相对而言，中国自2004年起，为吸引外籍人士实施的“永久居留证”制度，其门槛过高，受益者年均不过几百人，无法适应目前的对外交往形势。
李崴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视人口为负担，而非贡献者。但无论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力竞争还是文化传承来看，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对其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民。他指出，如何修改国籍法，涉及到中国人的自我定义。李崴认为，“让‘中国人’的法律概念覆盖更为宽泛，只会拓展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