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解决办证难问题，就需要建立你提出的“大数据库”。

    曹志伟：对。这种大数据库不仅省去了行政单位审批的成本，也省去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出门办事只要拿着一张证件或者卡就可以，输入统一的卡号或身份证号，个人信息就能调出来。以后逐步实现“一卡行天下”。

    新京报：是否论证过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曹志伟：比如身份证和驾驶证，都是公安机关发放的，信息都在公安机关备案，完全能做到数据统一。再比如往来香港与内地，不用两地在证件上签注，直接拿身份证刷智能闸机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流动，还需要签注不是很荒谬吗？

    新京报：但要想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意味着很多行政部门要牺牲权力和利益。

    曹志伟：阻力就在这。行政单位为什么要把着这些办证权不松手，因为每个证件在办理过程中都牵扯到利益。

    还是说保险公积金，我以前调研就发现，保险基金存在银行里，产生的高额利息都被地方政府占用了，如果建立大数据库将社保卡和其他证件捆绑，管理社保的行政部门就要面临着利益流失。

    新京报：推进这项改革上，今年有什么具体计划？

    曹志伟：万庆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表态了，他挑头来承担这个课题，并邀我一起参与。我与广州政协的领导当晚就商议组建一个小组，广州继续先行先试。今年我会全力推动“减证”工作。

    履职：讲究“功”“利”

    新京报：常有人用“炮轰”二字来形容你在会上的发言。在很多人看来，你是位“不一样的政协委员”。

    曹志伟：我对“炮手”、“炮王”、“大炮”等称呼并不认同，广州人讲“车大炮”，就是讲空话的意思。

    我当政协委员两届、第四个年头，我加入政协第一天就告诉自己，要打好这份工。每个建议、每份提案都源于深入调研，且与政府部门多次沟通才能提出来，每项措施都要讲究“功”与“利”：提了之后是否有功（贡献）于国家、是否有利（效益）于社会。

    新京报：你认为一名尽职的政协委员应具备哪些标准？

    曹志伟：政协委员在议政过程中要提出更专业的见解，辅助政府更好地执政，不只是简单地关注“路灯亮不亮”这样的问题，而是通过扎实调研，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换句话说，不能光动嘴，还要动腿和脑子。

    新京报：衡量委员履职好坏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

    曹志伟：一定不是提案的数量，委员提案的数量多不代表履职效果好。有的委员一年会提交20多个提案和建议，但真正有价值的又有多少？提交这么多提案建议，有时间调研吗？如果仅是转达百姓的呼声，这种提案就是没价值的，也没有履行好委员的职责。

    新京报：在这个身份上，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曹志伟：政协履职考评给我打了316分，媒体称我为“学霸”，我给自己打99分。剩下的1分是要告诉自己不断寻找不足的地方，希望今年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