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与世开放、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的理论品质，具体表现为它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包含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要求。恩格斯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776页；第4卷第284页。】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具体民族和时代之外的抽象理论，而与民族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具有丰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心欧洲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且高度赞扬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西方列强的英勇斗争。马克思对于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进行的鸦片战争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欧洲的反动分子到达万里长城之时可能引发中国革命，“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尽管他们热切的期望未能实现，但充分展现了他们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内涵。

——再次，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经济落后民族或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1881年二三月间，马克思在考虑回答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曾设想，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下，像俄国农村公社这样的组织和地区“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第431页。】这个构想，不但为后来的东方落后国家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而且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只有不断民族化和时代化，才能成为革命行动指南的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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