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沈马 | 美国有没有过虐童案频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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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周说沈马的背景提要我想不用多说了，咱开门见山。今天的节目，小说来跟大家说一说美国两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件。和这个月的微信朋友圈一样，八九十年代的美国虐童指控频频发生，耸人听闻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全美国陷入信任低潮。这一时期的民情波澜甚至有一个专属的维基百科词条——Day-care sex-abuse hysteria。
为了防止误会，请容小说先把中心思想提炼在先：
虐童案因为其证据来源属性特殊，调查难度非常高；不仅如此，要在法庭上立论，提供经得起挑战的证据和证词，技术难度更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小说要说的两起虐童性侵的案件，最终都以被告无罪释放收场。
首先，让我们倒转时光，来到1984年的美国新泽西。
二十二岁的凯利.麦克斯在新泽西一家名为Wee Care的托儿所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还没有拿到本科学位，当时麦克斯只能做助理。1985年，凯利班中的一个孩子皮尔斯因为身上出红疹而被妈妈带去医院检查，
护士在为他用肛温计量体温的时候，四岁的皮尔斯忽然说：“我老师在我们午睡的时候就对我做这样的事”，这立刻引起了家长的怀疑
，皮尔斯的妈妈把这个情况告知了青年与家庭服务署（Department of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DYFS当时处理虐童案主要是针对家长的行为，而对这种机构内的案件并没有处理经验，于是就联络了新泽西埃塞克斯郡的检察官。
说沈马 | 美国有没有过虐童案频发的时代？
Margaret Kelly Michaels
1984年5月2日，调查正式开始，从小皮尔斯开始，Wee Care托儿所中所有的小朋友最后都经过了反复调查和采访取证。在这些采访中，孩子们说，麦克斯老师把花生酱涂在自己的性器官上，让孩子们去舔；麦克斯老师把刀叉，还有乐高积木，塞进他们后庭；麦克斯老师让他们全裸着唱歌做游戏；麦克斯老师逼他们喝尿，让他们吃大便做的蛋糕……调查结束后，凯利.麦克斯被235项性侵罪名被起诉，麦克斯不认罪。
1987年6月22日，审判开始，经过九个月的听审之后，陪审团决定，关于20个儿童的115项性侵控告成立。1988年8月2日，麦克斯被判入狱47年，前14年不得保释。
然而，麦克斯入狱五年后，她成功上诉。新泽西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并宣布“针对孩童们的采访使用了强迫性的和不必要的暗示性手段”，麦克斯被释放。之所以判决发生这样的反转，是
因为当时康奈尔大学研究行为科学的西席教授Stephen Ceci向法庭提供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指出了麦克斯一案中调查人员所采用的采访方法所可能导致的错误信息
——提问的方式如果不对，很可能会造成记忆错误甚至编造记忆。
说沈马 | 美国有没有过虐童案频发的时代？
至今仍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Stephen Ceci
在后来接受A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西席教授提出了虐童案通常面临的技术难题：没有物证，只有孩子的证词，被告清白与否完全取决于孩子的话。
我们都相信孩子不会撒谎，或者没有理由撒谎，可是这代表孩子不会提供错误的信息吗？
西席在研究了麦克斯一案的证词后发现，检方的提问方式具有极强的诱导性，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提问，即便孩子没有被虐，他也不得不说出自己被虐的故事。为了证明孩子会不带恶意地提供错误的信息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学现象，西席做了
一个名叫Sam Stone Study的实验。在一个都是四到六岁儿童的班级里，研究者告诉他们，一会儿会有一个叫Sam Stone的人进教室，而且这个人笨手笨脚的（clumsy）。随后研究者离开，一个人走进教室，他说自己叫做Sam Stone。这位Sam Stone什么也没有做，他就在教室前坐了一会儿，不久就离开了。然而，在随后的采访中，当被问起“Sam Stone有没有弄坏什么玩具啊？”，大多数孩子都编出了自己的故事。有的说他很吃力的给他们读一本书，有的说他把书给扔到空中。实际上，Sam Stone这个人除了坐着，什么都没有做。
西席教授之后又做了一个实验，他让研究人员带着十张卡片给孩子们抽，每一张上面都有一个随机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你有没有见过一只小鳄鱼在飞机上吃苹果”到“你有没有手指被老鼠夹子夹住的经历”，离奇程度不等。在抽到卡片的当下，研究者提出卡片上的问题，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摇头说不，表示没有这样的事。
然而，在研究员每周一次去儿童家里，每次询问同样的问题之后，这些儿童的回答就开始改变了
。从第四周起或者到第十周起不等，孩子们开始点头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们为他们想象出来的事件添加了丰富的细节。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的手指曾经被老鼠夹夹到过，那次是他去地下室，叫他父亲上来吃午饭，然后他的弟弟冲过来和他抢玩具，弟弟把他推倒在地，然后他的手就被老鼠夹夹住了，全家人不得不一起送他去医院。当研究者问起，你是哪个手指被夹到的时候，他还竖起了右手食指。而根据他父母的说法，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更神奇的是，在这个孩子的父亲告诉了他实验的全过程之后，在面对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这个孩子还是坚持说老鼠夹子的事故是真的发生的，不是他编的。可见一旦孩子的回忆被“污染”了，那么接着一切取证就都是白搭了，因为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了。
在凯利.麦克斯的案件中，检方所雇佣的私家侦探的提问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法庭上提供的采访记录显示，他们会问孩子们，麦克斯老师是不是对你们做出了猥亵的动作，孩子说没有，他们就会追问，真的没有么，一直问道孩子们被逼哭，意识到不给出他们想要的答案是不会放他们走的，才终于能够将采访收尾。西席教授认为，用这样方法得来的证词，其可信度是高度存疑的。
正是基于行为科学研究，正是基于对检方所采用的调查提问方法的质疑，凯利.麦克斯一案中的主要证据，亦即当事儿童的证词，信度遭到巨大冲击。由于也没有可信的物证存在，新泽西最高法院不得不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麦克斯。1994年，检方试图再次提起诉讼，但是最终放弃了，
因为他们无法“提供清楚且可信的证据证明那些通过不当手段采访的来的陈述与证词，可以被法庭取信成为证据”
，这样的话即便再审一遍，也是浪费时间。凯利.麦克斯案由此画上句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麦克斯说：任何诚实的家长都知道，孩子的想象力是超群的。
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案件，发生在几乎同一时期——麦克马丁虐童案。如果你觉得麦克斯一案已经神乎其神，那么麦克马定案中的指控更加让人跌破眼镜。在此案尘埃落定的1990年，
麦克马丁虐童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耗资最大的案件，算上前期调查所用的十八个月，整个案件耗时七年，检方花费了纳税人一千五百万美元，到最后也没有能将两位被告定罪。
时间回到1983年3月，美国加州一地——曼哈顿海滩。
位四十九岁的离异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晚上睡不着，白天坐不住，她于是怀疑自己的前夫对儿子实施了性侵，不仅如此，她还怀疑儿子被托儿所的一位男老师雷蒙德.巴基Raymond Buckey性侵。巴基所在的托儿所，算是个家族企业，他的祖母，76岁的弗吉尼亚·麦克马丁是这个托儿所的创始人，弗吉尼亚的女儿，和外孙巴基和他的妻子，都在麦克马丁托儿所工作。
此女最初将此事报案至地区检察官时，他们并没有太把这事当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女性是有精神病史的，报案的时候她自己说了。不过，地区检察官还是对巴基进行了审问，认为没有问题，就把他放走了。与此同时，为了以防万一，
地区检察官号召该托儿所的家长都去问一问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性侵的情况。没想到，这一问，这一交换信息，事情就炸锅了。
就几个月的功夫，有六十位孩子的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被猥亵了。
调查开始，证词经过媒体发酵越闹越大，也越传越离奇。从最开始的性侵，升级为儿童色情片的拍摄，很快又变成了撒旦祭祀仪式，有家长指出麦克马丁一家信奉撒旦，在托儿所地下挖了一条地道，带着孩子们去参观，在祭坛上用杀死活的动物做牺牲，用血和尿混合起来抹在孩子身上为撒旦招魂。最初点燃麦克马丁案的那位精神病女子，甚至指控雷蒙德·巴基会飞。这些在后世看来根本是在扯淡的指控，在当时的加州引爆了舆论漩涡。共计七个托儿所，一千四百名儿童的家长声称他们的孩子遭到虐待、性侵和强迫加入撒旦仪式。
1984年3月22日，弗吉尼亚.麦克马丁和巴基等七人被控115项虐童罪名，后来又升级为321项，调查正式开始。
很快，麦克马丁案就发生了凯利.麦克斯案类似的情况，儿童证词的获得手段和可信度问题。
当时负责审问儿童的是国际儿童机构（Children’s Institute International，以下简称CII），CII一直致力于预防虐童事件，已经形成了用木偶戏的方法来获取关于家暴信息的固定程序，并进行录影，最后调查发现，94%的受访孩子都显露出了遭遇性侵的迹象。可是，被告律师很快发现CII采访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例如，调查者会追问儿童，你们在托儿所里是不是脱光光地玩游戏了，孩子们一开始会说没有，调查者会追问，真的没有么，孩子还是说没有，调查者这时候会说：可是别的孩子都说有，为什么别人都记得你不记得，是不是你忘了？这时，儿童就会给出调查者想要的答案：有玩过。
联邦调查局在参与此案调查之后发现，在学校里没有任何物证，市面上没发现成人录影带，校园里没发现动物尸体，没发现体液的痕迹，如果指控所描述的是真的，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于是，在18个月的调查取证后，被告7人中的5人因为没有证据而被释放。
Virginia McMartin与Raymond Buckey
1987年4月，弗吉尼亚.麦克马丁和雷蒙德.巴基上法庭，由于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检方的证据只有九个孩子的证词。原本很多家长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出来作证，但是大多数都因为孩子受到精神创伤而在调查中途作罢。此案审了三年，1990年1月，陪审团判两位被告无罪，孩子无法亲口提供可靠证词成为了陪审团眼中的硬伤。
六个月之后，针对巴基两项4月审判没有一致意见的控罪，法庭重新组了陪审团再审，仍然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因而被宣布为mistrial无效审理。
今天，麦克马丁当年的托儿所早已经被拆干净，原来的建筑被一家干洗店所取代，而CII吃一堑长一智，至今仍然在加州为儿童免遭暴力侵害而服务。虽然八十年代的虐童风潮的两起大案中都无人被定罪，但它们给后世的虐童案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诱导性的问题在法庭上站不住脚，那就意味着类似于CII这样的机构在调查取证时要更加谨慎
。话说回来，随着儿童证词的获得方式饱受争议，容易在庭上被挑战，
很多时候检方团队干脆放弃了为这些采访录制视频，而是选择用闭路电视的方式让儿童当场“出庭”作证。使用布偶的CII的取证影像资料2015年起，美国大量学前教育机构开始安装摄像头，近年来美国能够为虐童案断案，基本靠的是赖不掉的影像资料。当然，这种做法在相对来说重视隐私的美国，还是有些争议的。
凯利·麦克斯和雷蒙德·巴基到底有没有虐童，今世已经很难有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尽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不代表民间就不会排斥道德嫌疑人。巴基的家传的幼教生涯终结之后，基本处于隐居的状态，1990年之后，媒体都很难再找到他出来说话。
八十年代的美国虐童风波对于今天的我们，不是没有启示的。
第一，
如果因为部分从业人员的职业训练落后，道德品质败坏，就把整个行业污名化，这样的舆论只会导致与我们初衷南辕北辙的结局——更多优秀的、高学历的、有能力的人才，看到幼师行业避之不及
。早些年对医生的污名化如果大家还记得，就足以引以为戒了。第二，康奈尔教授西席的实验证明，在诱导性的问题之下，孩子哪怕原本没有经历受虐事件，都会在他的记忆中组成虚假的记忆，从而贻害一生。这说明，
家长主观上试图保护孩子的意愿，如果用劲不当或者用力过猛，反而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伤害
。可惜的是，在近期这件恶性事件爆出之后，似乎并没有对相关调查方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单位走到前台来，或许中国现在还根本没有，其实现在该是时候了。
第三，家长情绪愤怒完全是情理之中，但口味调得太重，有时反而模糊焦点。就比如我们今天回看麦克马定案时，明显会觉得整个事由荒谬可笑，然而巴基等人是否真的存在猥亵的行为，其实是很难论证的，但
事件的咋舌度，冲淡了它真正的严重性，反而让人把惨案当笑谈
。
八十年代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走出厨房，开始在外工作，这是导致托儿机构市场急速膨胀，从业人员资质备受质疑的重要原因——凯利.麦克斯当时连本科学历都没有，麦克马丁托儿所则是私家自营——Day-care sex-abuse hysteria其实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种症状，最近中国的事件又何尝不是。今天破了说沈马“决不涉华”的纪律给大家说这两个案子，是希望我们能从这样的惨痛的事件中，学会对的教训。调查取证的程序也好，法律惩罚的建设也好，当我们谈论三原色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要夹带私货泄个愤，还是为了一个更安全的明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