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突破维稳体制，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明规则之下行事。政府首先要自己尊重规则，才不会让博弈者产生“越会闹事越有利可图”的预期。
在涉嫌故意驾车撞人致3死5伤之后，“专业上访户”曹再发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据媒体报道，三年前，曹再发先是扬言要在广州的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引起全城恐慌；后又爬上广州猎德大桥，造成14小时交通瘫痪。在那之后，曹再发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但他和地方政府的“上访-维稳”博弈游戏却一直在进行。直到曹再发开车撞人，博弈才以悲剧宣告结束，惨痛的代价由无辜的路人承受。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曹再发虽已落网，但他留下的教训却刚刚展示给世人。悲剧的核心不是曹再发的偏激性格，比如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与亲兄弟关系不好等等。有性格缺陷的人并非都会报复社会。曹再发这样的人，如何适应、利用最终撕破地方维稳体制，才是最值得关心的。
现在还把曹再发说成“被逼急的维权者”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再怎么被逼急，也不能拿他人的生命泄愤。其实从他当年扬言要在广州制造血案之时起，他就突破了维权的底线，变成了公共安全的威胁。
曹再发起初可能是拆迁的受害者。当地政府第一次房屋评估给的赔偿价仅为16.1万元，村主任都承认第一次评估价格过低。曹再发坚决不同意，做起了“钉子户”，但他报价300万也远远超出市场价格。这个时候拆迁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强拆，之后曹再发就踏上维权之路。
曹再发的第一波维权以胜利告终。猎德大桥事件后，曹再发拿到180万元的补偿款，远远超过其他村民的补偿标准。这是汝城县政府第一次对曹再发的妥协，只因为曹再发在广州闹得“各方压力很大”。县政府的打算是花钱买平安，但尝到甜头的曹再发却越走越远。
半年之后，曹再发不顾与政府达成的协议，又开始为新的诉求上访。在此之后，维权者的身份就变了，曹再发的行为更接近于敲诈勒索。他敲诈的对象是地方政府，他的手段是上访、闹事，他抓的把柄是地方官员的维稳考核压力。
曹再发像个无赖，公然撕毁协议却对政府官员说“我说的话你们也信？”但是他却无往不利，只需公开扬言要去北京，地方政府就会紧张。他上访的目的就是要钱，接访人员说，“有一次他上访用了一万多，政府就给了七万多。”从县、乡到村，各级政府和组织都为他头疼不已。“抓捕杀人犯都没那么难”，曹再发既有反侦查能力又懂得分寸，犯的事大多只够行政拘留，很少构成犯罪。
上访成了一门生意。从2013年开始，曹再发不再工作，他带着妻子，专心上访。据说曹再发妻子说过：“这个（上访）跟做生意一样，但做生意有风险，这个（上访）没风险，我们又不打人，上面还会安排钱给我。”
在这个上访游戏中，曹再发早已从被动转为主动，他的身份也早已从受害者转为既得利益者。曹再发展示了一种荒诞的可能性：一个无权无势的访民也能成为既得利益者，只要他精通游戏规则并且不择手段。
游戏的一方是曹再发，一方是地方政府。看起来曹再发是弱势的一方，但他却能够以小博大，以弱胜强，不能不说是一种底层的“智慧”。地方政府多次试图花钱买平安，以妥协换和平，但都以失败告终。地方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善罢甘休不符合曹再发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而曹再发掌握着游戏的主动权，以上访为生意的他就像瘾君子一样越陷越深，难以回头。
我们在这场游戏中看不到是非、原则、底线，只能看到强弱、技巧、手段。曹再发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威胁制造血案，未经许可占地建房等等。而地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同样毫无原则，花了很多钱不假，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当最后地方政府退无可退不再妥协的时候，曹再发选择了开车上街撞向无辜者，这是他思维逻辑链条上的必然选择。
维稳体制并没有真的带来稳定，带来的只是稳定的假象。维稳体制不单制服不了曹再发这样的“专业上访户”，反而只会鼓励他们“变坏”，只有“变坏”才能有钱，只要“变坏”就能有钱。对照曹再发的“收益”，那些一开始就乖乖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村民是最吃亏的。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理性人会如何选择已不言而明。
要突破维稳体制，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明规则之下行事。政府首先要自己尊重规则，才不会让博弈者产生“越会闹事越有利可图”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