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媒体聚焦、公众瞩目于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结果。
据说，当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时，呼格吉勒图父母抱头痛哭，一些在场的记者也不禁泪下……
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始于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的一篇内参。没有这篇内参，就不会有数年前的“领导批示”，就不会有“领导批示”压力下的启动调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汤计在调查受阻的情况下，又数次向北京总社发出内参，由此艰难地把这起冤案始终“挂”在那里，不使其落地不了了之。这就是呼格吉勒图父母称汤计和新华社为“大恩人”所由。呼格吉勒图能洗罪洁身，汤计和新华社受之无愧呼格吉勒图父母之谓“大恩人”。
细观呼格吉勒图案得到再审的过程，其案在传播上的公开化，由此导致全国公众的持续不断的关注、舆论愈益增加的压力，是呼格吉勒图案在最近一年陡然加速，最终得以再审终案的最显著因素。从传播公开化前数年呼格吉勒图案久拖不决的情况看，如果没有此案传播的公开化，那么，这起冤案再拖数年、以致拖黄的可能性绝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从传播的路径上看，呼格吉勒图能够沉冤昭雪，始于内参而成于公开。
法治是公开之治。法治社会是公开之治下的社会。法治的价值在于正义，法治的力量也在于正义。而在法治之下，正义不仅具化为法律，更内在于民心。反向视之，民心之向，正是社会进化必行法治的沧桑正道和根本动力。具体而言，正是民心向背，驱使舆论不断施压呼格吉勒图案。
从“领导批示”到舆论施压，这其实是两种治理方式的过渡与接续。而从社会治理方式上看，呼格吉勒图案之所以能够产生，也正是以“严打”施治社会的必然结果。也因此，“领导批示”在昭雪呼格吉勒图一事上变得不灵以致再难前推，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领导众多而权责、意见不一，进而导致标准不一及权威自治、自固和自封，这正是非法治的弊端。这个弊端“摊”在哪个案件上，哪个案件就势必成冤、势必成难。
呼格吉勒图终获昭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案由内参状态转至公开化。在法治社会，法律是最高权威，正义是最高价值。这就意味着不应该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成为法律权威之上的权威，也不应该有任何其他意见能够成为正义价值之上的价值。在法治社会获取这种最高权威和最高价值，其路径必循公开。
公开本身具有道德的力量，也是新闻的生命力、公信力所在。新闻笔下有历史，也有道义；有抽象价值，也有人命关天。以近10年之坚持，记者汤计的肩头真正担起了一些斤两，是新闻从业者铁肩担道义的典型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呼格吉勒图案的全部过程，不仅是司法界的一面镜子，也同时是新闻界的一面镜子。
有道是：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从书写中国当代史的角度看，新闻从业者有下笔如神过五关，也有曲笔龙蛇走麦城。呼格吉勒图案中，有汤计的内参，有案情公开之后跟进的众多新闻从业者，但是也有在铸下错案之际的长篇报道。而这两种不同的新闻作品，体现的正是不同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然，对此两种不同，除了反思，最忌一面竖起丰碑，顶礼膜拜，好话说尽，好事有我；另一面铸起跪像，千夫所指，唾沫待之，坏事切割。在呼格吉勒图案中，如果把案情公开得更早，正义也许会更快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