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个著名的村庄——小岗和南街走到了一起。小岗村的新当家人沈浩来到南街村，写下了这样的话：“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走“集体”道路的南街富了，相形之下，当年走“包干”道路的小岗却穷了。20多年前南街曾学小岗，20多年后小岗想学南街。

　　像南街村一样仍然坚持着集体经济的村庄有2000多个，它们只是中国68万个村庄中的沧海一粟，但却因其较发达的经济而引人注目。它们中的另一个代表华西村，正以每年培训1万名村支书的速度试图推广自己的经验或模式。

　　这一现象，发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也许有特别的意义：联产承包责任制能给中国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吗？改革后的集体经济是否有机会重显光辉？

　　新农村建设描绘了美好的未来，但中国农民眼下应怎样选择脚下的路？或许，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模式也并非惟一，它们可以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共存与竞争。更重要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让农民有选择的自由——而这种选择，必须建基于农民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落实，且必须如28年前一样，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和创造。

　　小岗村：分与合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已在走“承包”还是“集体”道路间争议了10余年。小岗村的未来应走哪条路？

　　小岗村“首富”严宏昌家里的摆设依旧停留在1998年。

　　当年的25寸彩电，当年的照片，当年的一桌数椅。这个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在2006年4月1日说，“我时常站在历史的角落审视未来。”

　　而从堂屋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三张醒目的大照片。

　　照片一：1978年，18个名字上落着红手印。

　　照片二：1997年，一张“改革不忘邓小平”的《人民日报》头版被裱入镜框。

　　照片三：1998年，江泽民来到小岗村。

　　这年的9月22日，江泽民来到了小岗村，就在严宏昌的院子里与村民座谈，并说了一句影响中国农村改革走向的话：土地承包“30年不变”，小岗人“要再闯一闯。”

　　怎么闯？

　　当着总书记的面，严宏昌表态，大包干大有可为，先富起来一批，先富带动后富，带着村民闯一闯。

　　而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当时却反映，大包干已经走不通了，要想富，必须把地合起来。

　　时隔八年，先富起来的严宏昌没有把村民带起来，小岗村正在按照后者的思路面临新一轮变革。

　　而这一回的带头人，却不是严氏兄弟，而是一位外来者——沈浩。

　　外来者的变革

　　2004年2月，沈浩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担任村支书。当年，安徽省派出了2000名干部到“经济困难，组织薄弱”的乡村挂职，“改革第一村”小岗只是其中之一。

　　小岗村自1978年分田单干至沈浩到任前，2003年人均年收入尚不足2000元。用沈浩的话说，就是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

　　刚到小岗的第一天，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就主动找上了门。沈浩回忆，严开门见山地对新支书说，“分田到户”解决了温饱，但解决不了深层次的发展问题。要富，就要把土地合起来，搞规模化农业。这个头你来带。

　　事实上，规模化农业在安徽并非新元素，离凤阳不远的宿州市宿县的种粮大户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把土地承包，走规模化，富了起来。

　　而沈浩当时的顾虑是，小岗是以“分”出名的，吸引人们的是分田单干，现如今再度把土地合起来，是否会引起争议。

　　当年10月，沈浩带着12名村里人赴外地明星村考察。考察对象都是一些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山西大寨以及河南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他们的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

　　结束南街村考察的当晚，在河南登封的县委招待所，考察者们就地开会，当时众人感慨，“小岗落后了。”

　　沈浩总结道，“南街一开始也是承包到户，但发展工业却走的是集体路子。现如今南街村说走联产承包让他们多走了5年的弯路，回顾我们小岗，这20多年是否也在走弯路？”

　　话音刚落，6年前的一幕得以重演，12名村里人迅即分为两派，一派以严俊昌为主，力主合地。另一派以严宏昌为主，主张小岗应该坚持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双方一直争论到深夜，严宏昌回忆，最终还是沈浩出面调停，“先不急着争论是分是合，先好好想想。”

　　讨论一整夜，众人最终倒是达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富，勿论土地分合，都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考察归来，把土地合起来的呼声此起彼伏。

　　不久，沈浩终于拿定了主意。

　　2005年初，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三农”工作会议上，安徽省省长王金山指出，1978年安徽和浙江的GDP只相差14个亿，但到2004年差距竟达到5000亿。究其原因农业大省正在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软肋，今后安徽将推动全省农业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

　　安徽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戴培昆特别谈到，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功劳是巨大的，但也是历史的。此种“过时了”的方式渐成阻碍安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问题。

　　会议结束，沈浩回到村里，第二个月就引进上海大龙公司，一次性买断14亩村民土地，盖了一家种猪场。当时由于补偿金每亩不足千元，引起村民颇多非议。

　　2005年6月19日，沈浩引资300万成立小岗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随后建成大包干纪念馆，占地300亩，每亩补偿给村民4000元，并安排了7个村民在里面，每月平均工资700元。

　　随后，外来者的变革步伐越来越大，迈入2006年，小岗村“土改”之风愈烈。

　　2006年1月，村书记沈浩提出了改革整体思路，上报安徽省农委，获得上级领导部门支持。

　　2月10日，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到小岗村调研，在大包干纪念馆召开了小岗村发展座谈会，现在健在的12个大包干带头人参加了座谈。这是郭金龙履新安徽省委书记一年来首次对小岗村的调研。

　　一切箭在弦上。而就在这次研讨会上，当着郭金龙的面，沈浩听到了来自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反对声音。

　　分合之争

　　在研讨会上，沈浩提出的思路是，把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资源的整合，完全按照工业化的思路来发展农业。

　　当时，全村共有2000亩地，耕地面积1800亩，扣除前几年办的葡萄园400亩，其余的1400亩，沈规划全部并入合作社，村民以土地持股。

　　合作社的名称都起好了，就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规划资本金为305万元，由小岗村和滁州市粮食局以及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联合出股。沈浩当时预测，将来资本金的规模要扩大到5000万元。

　　在这个新型合作社中，私企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占有85%的股份，小岗村以土地和相关优惠政策的投入占有10%的股份，而滁州市粮食局持股5%。

　　当听到把小岗村的土地集中起来并入合作社，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就再也坐不住了。

　　严宏昌当时很激动，小岗要立足自身基础图发展，不能开倒车，不能让全国的农村骂我们。

　　说罢拂袖离去，研讨会最终不欢而散。

　　晚上，沈浩主动去严宏昌家登门拜访，新老改革者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

　　沈浩问：小岗的问题在哪里？

　　严答：这片土地我比你清楚，一个字“穷”。

　　沈问：如何致富？

　　严答：走工业化。

　　沈问：现在走工业化行不行？

　　严答：不是不行，基础不行。

　　沈问：搞土地合并为什么不行？

　　严答：现在迅速把土地收回去，农民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了，很容易再度返贫。

　　沈问：那以土地入股行不行？

　　严答：不行，不能让农民共担风险。

　　沈最后问：土地租赁行不行？

　　严答：我觉得如果条件成熟，土地出租也不是不能走，但短期内不可行。

　　……

　　对话至此打住，新老改革者之间的分歧明显无法弥合，但重走合作社之路的风声却被沈浩通过媒体放了出去。

　　不久，消息见诸报端。

　　此后，严宏昌先后接到十几个省的村庄的人给他打来电话，询问大包干再转合作社的情况，有人甚至破口大骂。严宏昌当时回答，小岗村再转合作社，可能性不大。

　　2月18日，沈浩召开全村大会，宣讲土地经营方案及征求意见。严宏昌当日缺席。

　　在会上，沈浩的思路略作改变，即提出小岗村要从土地由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由村民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过来，先期试行流转400亩土地，全凭村民自愿。

　　从最初的入股改为承租，“土改”的范围也被缩小到了400亩，村民大会上倒是没有多少反对之声。

　　2月20日，一份合同出台，规定：土地已种上青苗的每亩第一年租金800元，一般的土地每亩第一年租金500元；从第二年到第五年，统一按每亩500元收。租地合同5年一签。

　　21日，上级小溪河镇派出4名工作人员进驻小岗村，与小岗村5位村干部分成两组进行量地。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也专程来到小岗村，察看量地事宜。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严宏昌又出现了。

　　这一次是他主动找上沈浩，提了两个问题。

　　是否了解承包人的情况？

　　沈答：了解。

　　400亩土地是用作什么？

　　沈答：用做集体化耕种玉米。

　　严宏昌说，这片土地我比你熟悉，在这里种玉米，每亩地一年最好的收成是800斤，折合成钱刚够500元，除去地租，承包商种玉米根本不挣钱，反而赔钱。

　　沈反驳说，开发商种玉米是为了加工饲料，就近流向养猪场。

　　严答：按照这个代价加工饲料，饲料的成本也将在每公斤2元左右，这比从外地运来还贵得多。

　　严又问：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沈答：只有种玉米一条路。

　　严摇摇头说：不可信，不见钱我就叫村民不签合同。

　　土地合作的事情再度遭搁置。严宏昌告诉本刊记者，“开发商至今掏不出一分钱的租金。”

　　严宏昌言犹在耳，沈浩已经在规划着下一步发展。他指着村前一片忙乱的工地介绍说，这是村里招商引资建设的农贸市场，一期工程50套门面，400个摊位，下半年就可开业，每个摊位每月租金200元，如今已经售完。

　　严宏昌为此事也曾找过沈浩，反映出让建设农贸市场的15亩土地，至今补偿金都没有到位。

　　沈答：一直在争取。

　　改革遭遇阻力，沈浩外来者的角色越显尴尬。

　　2006年3月的最后一个中午，沈浩独自走在小岗村的友谊大道上，大太阳底下，形单影只。一个村民远远地看到他，走过来敬上一支烟说，儿子结婚过来吃饭吧。沈摆摆手说，不来了，中午县里来人有应酬。村民又敬上一支烟，沈浩点点头，接过别在耳朵上。小岗人都习惯抽这种“三环”牌烟，1块5一包。

　　走出两步，沈浩回头跟那个村民说，我花200块包了场电影，晚上就在村口放，你去通知大家都来，热闹一下。

　　走回村委办公室，一个女人笑着问沈浩，你不是有应酬吗，沈笑而不答，只是说，给我下点面条。

　　吃饭的时候，沈浩叫来本村惟一的一辆出租车，问司机走凤阳多少钱？

　　司机答，80。

　　沈问，你叫什么，我是沈浩。

　　司机沉默了半天回答，在这里我拉我爹也是80。

　　司机走了后，沈浩笑着说，这就是小岗人，当年他们闹大包干，从承包到组闹到承包到户，全家老小闹分地，你知道为什么吗？说白了就是不团结，如今致富缺什么？团结，对，还是团结，他反复强调着这个词，语气有些激动。

　　他最后告诉记者，挂职结束后，他要写一本书，关于小岗的。

　　“岗人治岗”的历史与现实

　　在外来者沈浩看来，小岗村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不团结。这个不团结让小岗人当初因分出名，也让小岗之后经济搞不上去。

　　就在沈浩到任小岗的第一天，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就曾给他说，小岗人思想太复杂，联产承包把群众的思想都搞坏了。土地分割得比较严重，再度合起来相当难。

　　“合作派”严俊昌的思路并非一朝一夕。据他讲，1993年他从山西大寨考察回来任小岗村支部书记的时候，就看到承包到户后劲不足。但当时小岗的现状是，人口少、土地多，村民生活还过得去，还没有从土地看到未来。加之来自政策方面的约束，当时的口号是：联产承包30年不变。

　　但就从那个时候起，严俊昌开始寻找整合小岗土地的外力，希冀借外力之手完成集体化整合。

　　1997年，当年粮食产量上去了，可村民生活水平却上不去。作为村支书，严俊昌感到自己有责任把把土地搞活。当时，正好有个广东老板，说要一次性承包全村的1800亩土地用作种植，由于当年粮食价高，每亩的租金被谈到800元。但在最终拍板的时候却遭到另一位带头人严宏昌的反对，方案最终流产。

　　严俊昌认为要是那时候听他的，村里人肯定都富了。

　　随后，“包干派”严宏昌上台任村支书，引来了张家港长江村的资金帮扶，为小岗村支持建设了700米的柏油路和400亩的葡萄园。作为帮扶项目，长江村承诺头两年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每年每亩给小岗人补偿500元。作为回报，小岗村和长江村签订了一份80亩的土地租赁合同，规定每亩地每年租金为500元。在这80亩土地上，长江村承诺建设一家纺织厂、一家电梯导轨配件厂、一家江淮汽车配件厂。

　　如果一切按照规划，小岗村将迎来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此时，却产生了变故。

　　项目报到凤阳县，凤阳县提出了全新的意见。据严宏昌回忆，当时县委找他商量，长江村投资建设纺织厂，正好县里有个纺织厂，效益不好，可以卖给他们。建设汽车配件厂，正好凤阳县有个汽车水箱厂可以通过改造卖给他们。另外那个电梯导轨厂可以放在临淮镇。

　　当时的县领导对严宏昌说，滁州市委、市政府表示，小岗是张好名片，凤阳要加快发展，滁州要加快发展，将千方百计地用法律手段维护好小岗这张牌，对外展示好小岗这张牌。小岗村要跳出小岗发展工业，以小岗为招牌，招商引资在全凤阳县遍地开花。

　　最终，合同流产，小岗村再度失去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严宏昌和长江村关系也因合同的破灭而恶化，长江村开始力挺“合作派”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主政小岗，严宏昌于1998年黯然辞职。

　　而来自村子内部的争斗，却愈演愈烈。严德友上任之初，长江村曾一次性支持小岗106台彩电，为的是让小岗人每家每户都能收看到中央七套。此举却落下贿选的嫌疑，严宏昌不服告到上级，上级甚至派人来调查严德友。

　　在中央领导前来视察的前几天，为稳定局势，凤阳县特地把当时的小岗村支书严德友调至小溪河镇担任领导。

　　小岗村从此结束了“岗人治岗”的历史，之后走马灯似地来了三任外派干部，小岗村旧貌依然。

　　时针指到沈浩主政小岗的2006年，面对这个第四任外来者，两位曾经的带头人依旧无法为当年分歧释怀。但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认识仿佛更加深刻了，严宏昌说，等他儿子在上海富起来，再回来带动全村一起富裕。严俊昌却说，人心散了，带头不易。

　　但他们都没有忘记彼此还是兄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刚）

　　编辑:邱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