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周刊：战后60年 日本外交大败退
日本《朝日》周刊8月19日（提前出版）一期发表日本著名作家船桥洋一撰写的文章，认为战后60年，日本外交遭到最大失败。首先是近4年来，日本同中国领导人没有互访。日中关系出现了1972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大的危机。1998年，日本同韩国通过领导人会谈实现了历史性和解，两国共同举办了足球锦标赛……可如今的两国关系却变得那么脆弱。同朝鲜是朝着关系正常化迈进了一步，但很快就受挫。日朝政府间的协商如今后退到只能在六方会谈时“站着谈话”了。日本同德国、印度和巴西搞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受到美国和中国抵制，为非洲所鄙视，已经完全走进了死胡同。作为没有名分的美国伊拉克战争的自始至终的帮手，虽然陆上自卫队现在还驻留在伊拉克，但前景不明。
文章说，日本的外交接连受挫，眼看就要全面崩溃，绝不能说是偶然的。外交是门艺术，利用这门艺术去实现国家利益———日本太缺乏能做到这一点的领袖和政治家，这也是日本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日本流行的“寻找自我”风潮往往采取排他的形式，从而使与他人的对话和共存变得困难，阻碍了同外国协调行动。日本外交失败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文章在分析日本外交失败的原因时说，日本在战后建立了和平国家，形成了贫富不悬殊的富裕社会，并向全球贫困国家伸出经济援助之手，渐渐为世界所接受。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时，向小渊惠三首相表示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这是对日本战后生存方式的高度评价。10年前————战后50年时，日本围绕历史问题也同邻国争执得很艰苦，但还是以“隔阂”、“告一段落”等措辞，对过去进行了反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确表示日本承担对亚洲的战争责任、并为此道歉的村山富市首相的“内阁总理大臣谈话”。 但60年后，日本仍未能解决历史问题。现在弥漫日本的时代精神是“道歉疲劳”，是厌华情绪，是孤立主义的氛围，是某种“受害者意识”。这种“受害者意识”以绑架事件为导火索一举迸发出来。而日本对国际社会、对世界的参与精神，由于这种生硬的、不协调的情绪和观念的存在而受到抑制。
文章认为，为同邻国一起构筑未来，日本需要为克服过去，走向未来作出战略决断。一方面同美国维持同盟关系，一方面构筑亚洲共同体。这才是日本21世纪最大的战略课题。
日本为何没有强烈的负罪感
法国《世界报》2日发表文章，分析日本为何没有负罪感。文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后，日本人始终背负着痛苦的记忆，无法解决困扰他们的内心冲突。他们一方面认为国家应该对军队犯下的罪行负责，一方面又认为自己也曾被厚颜无耻的西方利用和屠杀，觉得自己更应该是受害者而不是刽子手。日本人认为自己也在二战中损失惨重，相关数据在日本的书籍、特别是在教科书中很容易找到。相反，日本的侵略给别人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却很少被提及。直接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难以计数，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也是这种情况。虽然毫无疑问，日军屠杀了无数中国人，可是日本人并没有强烈的负罪感：他们觉得，比起“为国捐躯”后名字被刻在靖国神社的大批日本同胞，这些死难的无名中国人的数目似乎无足轻重。日本显然觉得自己当年也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牺牲品。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确实没受多大损失。可以说日本人杀了大约10万美国人，可是与此同时，美国人也使近140万日本人丧生。虽然日本几乎从未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到过这些数字，因为这会破坏日本同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冷战期间，日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战胜国美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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