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纪周同学周彦文忆红卫兵大学生时代(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你怎么看这件事？

　　周彦文：以前还吃惊，现在听多了，见多了，有点麻木。中国有句老话，“当一个人得势时，对其竭尽阿谀溢美之辞；失势时，则恶语相加，落井下石”。做得好些的，是从此对其闭口不谈，而先前却总是将这种同学的名字挂在唇边。

　　我与辛联、纪周从人大毕业已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确实改变了许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但时间无法抹去记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青春少年时发生在心灵深处的那些悸动。当我们过了一把年纪，回首往事时，才觉得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值得珍惜。青春、理想、奋斗和拼搏，甚至我们怀着真诚的心所犯的那些幼稚的错误。可是，一旦我们失足深渊，所有美好的东西复存在，惟有深深的悔恨。

　　时间，像一条长长的毒蛇，张着狰狞血红的大口将我们的一生慢慢地吞噬着，也正是靠我们的血肉养肥而长生不老，乃至永恒。相反，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却如此短暂。短暂中的那些故事让人无限慨叹。

　　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出现纯属偶然，彼此相识也是再偶然不过的事。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法割断历史也无法告别历史。当我们分手后，又各自走着那必然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们共同丰富了历史，也仿佛在合力上演着永无终了的人间悲喜剧。

　　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莫不与千年封建社会的积弊有关，更与刚刚过去的“文革”有关。凡此种种，我们确实有必要从容冷静地坐下来细细盘点。

　　人类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混乱渴望着秩序。大部分人都愿意在公平、明朗和有序的环境中竞争。即使竞争失败得头破血流也心甘情愿。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苏东坡的这首诗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回味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社会普遍的人们能够劝自己即将当官的同学说：“你不一定当官，也许去做学问、搞技术，或经商更适合些。”到那时，一个为官廉洁的社会才算形成了，人们再不用经常担心这个或那个同学变成贪官了。

　　田炳信：一个人走到这份上，是偶然还必然？

　　周彦文：人们往往成功用主观原因来解释，对失败往往用社会原因来解释。因为涉及到李纪周，他成为罪犯，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从大的时代来考虑，主观和客观都有。

　　田炳信：主观有什么？

　　周彦文：主观就是人格的缺陷，性格的缺陷。平时胆小如鼠，谨小慎微，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一旦有一种机遇，有一种风吹草动，再干就很过，把握不住方寸，有这种问题。

　　田炳信：你觉得他这种人格缺陷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茬人，这茬学生出生都在哪一年？

　　周彦文：不要说像李纪周这样的高干子弟，就是像我这种从穷苦的农村考大学，进入名校的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才华出众，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因为当时一百名同龄人中只能一个人到大学里念书，这是我统计的，百里挑一。这样的话，进去以后，就戴上了校徽，我第一年从北京回包头，我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小孩围着我，看着我的校徽，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可是你想想，我小的时候在伊盟，初中到包头市玩，当时我还穿得破破烂烂，孩子们都往我身上扔石头，打我，认为你是一个乞丐一样的人物。但是大学第一个学期放假路过包头市，一下子是这么一个情形，这就是一个暴发户。暴发户不是说经济上是暴发户或者政治上是暴发户，这是情感上的，自我感觉的一种暴发户。他是这种历史转化的过程中没有找准原因，是你自己真有才能考到这个大学里的吗？未必，是这种历史机遇。比如说你出身好，出身好就容易到人民大学，出身不好，资本家的儿女或大学者的儿女都容易到北大去，当时社会就是这样；但是一个地主的孩子，富农的孩子很难考到这个学校来。他是一个社会，一百个里头选一个，不仅仅是看中你的才能、品德，好多事情与你个人无关，而是这种社会机遇造成的。但是从我们自己来讲，那么年轻的小孩来讲，意识不到这些，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一下子这么多的孩子围着看，分不清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一般社会上的人分不清，尤其是孩子根本分不清。他一看那校徽，很漂亮，白色的校徽，然后那个字，他以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围着看。包头的那个小贩，你也知道，他好事，他见一个什么奇怪的事，他都追着看，结果聚了一大群人。我都是这样了，像李纪周、成克杰更是如此。

　　

　　田炳信：他们不但有大学校徽的光环，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所谓红色贵族。这两种感觉加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

　　周彦文：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这样。1964年，中国的经济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呈现出复苏后的繁荣景象。但是，在这所曾经设想办成中国的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依然保留着她的前身——民族危亡关头，延安陕北公学的遗风。

　　与李纪周同学周彦文忆红卫兵大学生时代2(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