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纪周同学周彦文忆红卫兵大学生时代(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人物：周彦文，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现书商

　　时间：2004年9月21日地点：广州市帽峰山凤凰庐1号

　　周彦文：我与贪官李纪周是同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总觉得这句老话有点别扭。如果把量词“十”和“百”倒换一下，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还似乎接近真实。　　

　　

　　十年是一代。应该是准确的。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总有差异和不同的痕迹，西方人在六十年代称之为“代沟”。按照专家的说法，两代人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而在价值观、行为趋向、兴趣爱好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的差异和隔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这一年是牛年，往上属半打，往下属半打，正好包括了中国的12个属相。1943年到1954年，恰好一代人，其中有一半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还有一半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已进入高等学府或准备跨进高等学府的青年人，因为一场文化大革命，被赋予了两个清晰的时代概念，一被称作红卫兵大学生，二被称作老三届。

　　

　　那个年代，不但中国处于乱的旋涡中，整个世界都处于乱、动荡、摇摆颠覆的状态，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是一名人类学教授，他在《代沟》一书中写到：从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发生暴乱到1968年5月巴黎的暴乱以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使许多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人们对问题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美国面临着越战问题；法国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而闹得不可开交；资本主义的没落；共产主义的兴起；毒品的影响；二次大战的后果，它在德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代人；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录式的希望的幻灭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人们又周期性地提到了“代沟”。

　　而在这场大晃动、大摇摆、大交锋、大痉挛的时代，踏进求学阶段的中国年青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挣抹、刺激、打拢和膨胀。

　　

　　学者张永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了，他们的青年阶段就跨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的代特征涂抹上了色彩，都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使他们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抱着极不相同的两种以上的态度。复杂的经历，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充满了矛盾。在行为方式上，他们表现出行为选择的多原则性，早晨他们可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中午，他们会象第二代人那样谨小慎微，而到晚上，他们也许会象第一代人那样，堕入对传统的留恋。在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为多重思维方式冲突的妥协性，对未来的选择，他们可能是出于现代观念；对等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最遵循传统；对历史的反思，又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他们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他们善于在矛盾中妥协，在妥协中保持平衡。

　　我相信，任何的结论式的概说都是模糊的，富有弹性和张力的。

　　周彦文是那代人中的一个。他是1944年出生，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从事了秘书、编辑、研究员、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出版社副总编、书商，从北到南，一路狂奔，一路高歌，一颗沧桑的脑袋下有一颗永不寂寞的心。他是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二年半读书，三年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他和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是大学同届同学，和李纪周的太太是同班同学。

　　

　　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前，看到了中国知识界中一场近乎浩劫的“右派”运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理科、工科、农科，而很少选择文科、史科、哲科。命运似乎专和有准备的人开玩笑，一场文革，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冲荡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文科生。

　　时代的缺陷和遗憾，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更多的缺陷和遗憾。

　　和周彦文交谈，谈起这段往事，我相信不是夸耀，也不是吹牛，这更不是趋炎附势。但也不是落井下石，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雪中送炭，只是一种过程，一种存在，一种事实和一种大浪淘沙后的静思和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