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回眸：“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组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中国政治舞台。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

　　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动提出要抓教育工作。他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时与采油女工亲切交谈

　　8月13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第二次高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会议争论十分激烈。邓小平发了脾气。

　　9月19日，他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终于会议报告确定了当年的招生政策。9月25日，为期44天的教育工作会议结束。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关于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声势浩大的考试，参试总人数达1160万人。

　　A从心里感谢邓小平“20年前的今天，我们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和课堂奔向考场。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走出校门，跨出国门，相聚在太平洋的彼岸……恢复高考，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盛大节日；恢复高考，使我们获得了展露才华的天地，也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生机和希望。”———这是1998年春天，美国华盛顿500多名旅美华人热烈庆祝“中国恢复高考21周年”活动上的致词。

　　徐杨夫妇说，他们还要加上一句：从心里感谢邓小平。

　　徐杨，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副院长、总工。他和妻子樊琦都是77级大学生。巧的是，两人初、高中都是同学，1977年又同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同班。毕业后，双双回到山西地震局，相濡以沫27年了。

　　都说他们这一代是中流砥柱。49岁的徐杨，回忆起那个年代，总是伴着爽朗的笑。

　　1974年，徐杨名义上高中毕业。“小学三年级起放假，一放三年，初中也就上了两年多，高中上了一小截儿。”4个孩子，他一个男孩，在家闲了一年，还是别无选择去插队。在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

　　至此，除大姐留城当了工人，另外3个孩子都在插队。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要回城得插满两年队。每每半夜睡下，苦闷深深袭来，徐杨用“绝望”表达当时的心境。

　　1977年秋天，开始传说要恢复高考。徐杨他们顿时有了精神。一个月后，又传说是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他们的心像从高处骤然跌落：一推荐哪还有戏？

　　当时升学要符合“十六字”招生方针（即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出身不好的青年根本过不了推荐这一关。

　　10月底终于得了准信儿。徐杨兄妹向生产队打了招呼，回家复习去了。同村插队的16个知青回了一半。“农村其实不指望知青干活，有时还视为负担呢。”徐杨笑着补充。如果他在阳曲县黄寨南郑大队，可就惨了。该大队对知青报名高考定了“三不准”：出勤不多、调皮捣蛋、回家次数多，不准报。并不是所有单位都对知青报考大开绿灯的。

　　40天的复习时间显得很紧张。二姐很明智地选择了文科，这也是当时普遍的做法。当时很多学校根本就没开设国家规定的历史、地理科目。“所以老三届毕业生考上的多。他们的中学是完整上下来的。”那年大姐26岁，任山西毛纺厂的车间主任，恰不在“25岁以下”和“老三届”两项可直接报考的规定之列。而单位又不同意她参加高考。在太原五中上学时从来都是第一名的大姐哭了很久。

　　徐家3个孩子一起进了考场。考中了3个。二姐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如今是太原电专教师。小妹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如今在广州大学任教。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她的发明。

　　1977年山东大学在山西只招8个学生，全在徐杨他们班。31名学生，年龄结构是从15岁到31岁。31岁那位后来成为太原理工大学一位系主任。当时他的孩子都4岁了。

　　徐杨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是今生最高兴的时刻。以后再没那么开心过。”今天，退了休的大姐在一个高考补习班任班主任。这是否能减轻一点她那未圆大学梦的几十年心痛？

　　“高考对我们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是我们惟一的出路。大学的上与不上，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对人生有重要影响。高考虽然有种种弊病，但相对来说仍比较公平。它仍然是一把衡量才华的尺子。恢复高考，就是恢复了秩序和公正。”徐杨这样看待高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