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改变了游民的思想:中国游民与“仇富现象”--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鸟笼里的人渴望单位的保护，希望摆脱的是控制。而游民文化给他提供了获得自由的感觉，相当于弥补了他这种感情的需要。

王学泰：对，出来后的游民通常都想拥有一种轰轰烈烈的生命经历，故而在宋代说唱通俗文艺中出现了两类故事，一种是《水浒传》中经常提到的“朴刀擀棒”，一种是“发迹变泰”，并从宋代起在通俗笔记中有了记载。

《水浒传》里经常写到朴刀是什么？我做过考证，朴刀也写成“博刀”、“泼刀”或“钹刀”。《宋会纪要》中记载，利州（三峡边上的一个县）有一个转运史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文提到：“著裤刀不能携带”。著裤刀就是挂在裤子上的刀，因为宋代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的。这种刀老百姓安上短棍后就可以用来刀耕火种，安上长把（擀棒）就是朴刀。奏文说，你要是把这给禁了，老百姓拿什么种地呢。这就可以看出，朴刀介于农具与兵器之间，加上擀棒它就是极粗略的一种武器了。《水浒传》中的“朴刀擀棒”故事，写的其实就是游民的奋斗史。

游民游走江湖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求得生存，二要发展。游民凭什么发展？一没资本，二没文化，但他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胆量。他要发展，要做官，只有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所以“朴刀擀棒”、“发迹变泰”的故事就在宋代产生了。江湖艺人在把这些当作新奇故事讲给老百姓听时，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想发展自己，就要游走。老百姓听了这些故事，有个观念也就种在他脑子里———实在没办法了，我就造反，造反之后能做皇帝更好，不行还有机会当个官。宋代被朝廷招安的人非常多，所以宋代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上参加宋江起义的人只有36个，只是后来小说里把规模写大了。

田炳信：游民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游民文化不仅影响游民，也影响到非游民，令社会游民化，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王学泰：你看鲁迅写的阿Q。阿Q到底是什么形象过去有争论，有的说他是贫农，有的说他是雇农，有的说他是革命的贫农，有的说他并不革命。我认为阿Q其实就是一个游民，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赵秀才突然中了秀才，他才想起自己也姓赵，结果让赵太爷打了一巴掌，便也姓不了赵了。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居址，住在破寺里，游走于城乡之间，只是我们过去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形象。但是可悲的是，阿Q精神却有国民性。这就说明这种游民精神不仅阿Q有，其他人身上也有。

这些人身上的游民文化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通俗文学、通俗小说，特别是由其改编的戏曲和说书中的文化因素，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他们听书，也看戏。阿Q连个圈也画不圆，但是他会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悔不该错杀了……”其实《龙虎斗》这出戏恰恰是写游民生活的，是写赵匡胤和他几个哥们打天下时，误把郑贤弟给杀了，这些都是他从戏文中听学而来的。

为什么游民文化又会影响其他阶层的人呢？因为在皇权社会中，大部分阶层是比较稳定的，唯有两个阶层不太稳定，一是最高的皇权阶层，一是最低的游民阶层。社会一有大动乱，这两个阶层的变化也就比较大。中国改朝换代、换姓一共三十多次，打江山的人分两类，一类是少数民族，像元朝、清朝，或者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像隋朝、唐朝；另一类就是游民，像汉朝的刘邦，梁唐晋汉周那5个皇帝除了石敬塘、李存勖是外族人外，其他都是游民、兵痞。我认为从五代后，兵痞就是一个特殊的游民群体。五代以前，士兵和农是合在一起的，兵农不分。五代以后，兵改成了“招兵”，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饭吃了，便招来当兵。所以赵匡胤对臣子说过：只要天下一闹，我就扩军，招来好多饥民。这招确能解决问题，所以宋代也没什么大的社会动乱，但宋代军队的动乱非常多，因为士兵没有尊严，脸上都要刻上字以防逃跑，所以五代起就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由于城市原因，军队原因，文化发展的原因，便在宋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

【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

田炳信：我研究过单位问题，我认为单位的确很像宗法制度。只要你跟单位领导的关系搞得好，即使犯点小错，甚至犯点小罪，他都可以帮你兜着。所以现在有些人还很怀念单位的保护功能，但它的控制功能就不喜欢了，你说对不？

王学泰：我们不把解放后的单位制度比作宗法制度，但它的很多地方的确很像宗法制度。我们现在老说腐败，其实腐败的本质就是本属于为公共服务的权力，被掌握了公共服务权力的人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里又包括谋取经济利益和谋取政治利益两种，后者有时就会对你进行迫害。你如果跟单位的领导不和，他能把你整得死去活来。凤凰卫视台的《人间冷暖》节目讲过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一个工人的故事，就因为他把公家购买工具剩下的十几块钱借给一个急用的工友几天，就被工厂领导以“挪用公款”的罪名送去劳教。“文革”时，领导又二话不说把他弄到江西一个农场劳动。许多年后回到上海，户口一直无法恢复，二十多年来都过着无户口的“黑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工作。他没有户口的唯一一次好处，就是有次他被汽车撞成重伤，人家以为他死了，便送到火葬场，火葬场发现他没有户口，说什么也不给火化，要找到证明才行。结果三天后，他醒过来了。没户口又救了他一命。

所以从这件事来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应该说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公民的权利，都有公民的性质，这样它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而不能说，改革完成后，它从半宗法制社会中出来，又转到了另一个仍然是宗法充斥的社会。

【避免动荡要建公民社会】

田炳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单位冲击很大，游民文化的影响现在是扩散了还是缩小了？

王学泰：我们现在的单位人跟过去的宗法人有类似之处，但单位人不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而是靠职业分工，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也跟过去宗法制社会中宗法人变成游民的情况不同。首先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就能够容纳大批从单位游离出来的人，社会容纳力比过去强多了。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和思想状况跟古代不一样。古代遇到游民问题，政治家、思想家没什么新的办法，只能提出一个“驱游民说”，就是把游民再赶回土地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土地容纳不下他。

田炳信：我们当年不也搞过下放吗，由于苏联从支援变成封锁，城市项目萎缩，很多人便被下放到农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