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改变了游民的思想:中国游民与“仇富现象”--中华网--新闻中心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只是叫法不一样。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里讲到，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但宗法精神没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统、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然后由大家长统治，每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我们称之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者。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不必面对社会，一切由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即使犯了法，首先也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法律都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哪怕是度有些过了，官府也会认同。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也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游民则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脱序人”。

田炳信：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比如罪犯在没被捉起来以前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其实游民世代都有，但宋代以前的游民形不成群体，因为游民不等于流民。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宗法在流动并未被破坏，你看福建的客家土楼就知道，他迁到那里后，原来的一套照样在运作。游民却是个体的，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要求他的性格必须改变。性格不改变，他是不可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的。

我之所以研究游民问题，是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也是层层领导，等级建构，然后由大家长说了算。过去每个人都生活在单位中，这个集体对你既控制又保护，所以一搞政治运动，单位就成了它的有效空间，没有单位运动就搞不起来。

田炳信：现在搞不起来？

王学泰：搞不起来。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在单位中，80%的农民都成个体了，城市工人也下岗了，搞运动的有效空间也就没了。

田炳信：也就是说，中国把人的保护和控制划为两块，一块是单位，一块就是户籍。

王学泰：两者二合为一，其实单位就等于户籍。早几十年，如果你被单位开除了，你甭指望能在街道上呆上半年，马上就把你送劳教去了。还有一种比劳教轻点的，叫强迫劳动。1957年春天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是针对什么的？不是针对轻度犯罪，针对的就是城市间没有工作、没有出路的那些人的，是改造游民的一种措施，等于是给你安排一条出路，所以这种劳动教养也是没有期限的，它的潜台词是：你在城市里闲呆着，又没有收入，那你不就得干犯法的事去了吗？

田炳信：就是管制起来了。

王学泰：也不是管制，你到那里去每个月也能拿32块钱工资，等于给你找份工作啊。

田炳信：找工作干嘛不叫个好听点的名字，非叫劳动教养？

王学泰：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中国以前的荒唐事太多了。其实社会的本质应该是追求和谐，古人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再加上孙中山说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社会合理的形式，人与人彼此互相尊重。

【游民的四个典型性格】

田炳信：人有约束和没有约束，人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是大不一样，过去有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话就带有浓厚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宗法人由于种种的局限，其见识非常狭小，个性也是萎缩的，这种人从好的方面说是特别憨厚老实；从不好的方面说，是狭隘、窝囊。当他从宗法中出来成了游民，要自己面对社会，他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所以我给游民总结了四个性格，叫游民性格。

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所以胡传奎唱“世乱英雄起四方”，只有世乱，这英雄才能出来。

第二，游民具有主动进攻性，会主动向别人进攻。这点是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宗法人所不具备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电视剧《水浒传》这首歌就写出了这个意思。就像那些流氓过来拿砖头就敢往你脑袋上拍，咱们老实人就不敢。

第三，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对于游民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生存，他们要在社会里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跟与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合起来干，因为群体才有力量。他们的结合方式通常就是仿照宗法制度结成义兄义弟，复杂些的就是明清两代产生的帮会。你看《水浒传》中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同样是打劫，水泊梁山做的就是对的，那些不属于梁山系统的强盗做的就不对。

第四，野蛮是游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们回归自然，排斥文明。儒家思想里的孝、谦、仁爱、忠、信这些宗法社会主要的文明积淀，在游民那里就没了。

【阿Q就是一个游民】

田炳信：你为什么认为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

王学泰：因为宋代的城市有了容纳量。宋代以前的城市是城坊制，等于是大城套着小城，长安一百零八坊，每坊都是一个小城，游民进了城也没法生活。到了北宋，汴京已是街巷制，跟现在差不多，商业又非常发达，游民进去可以谋生，渐渐地就形成了群体，也形成了第一代游走性的江湖艺人，他们把游民的故事演说给老百姓听，所以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游民创造的，而且是渗透了游民意识的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