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吴思——潜规则是一块肥腻的石头--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深谈系列

人物：吴思，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时间：2005年1月22日

地点：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悦庭

前沿思考

●明朝刚开始时反腐败反得那么狠，杀人如麻，监督机制也很健全，怎么最后却那么腐败？

●“仁、义、道、德”这套体系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一个边界，它对老百姓和官方都有利，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命-物等价线”一旦被突破，以命换物就有利可图。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搏命之人越多。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1977年、1978年、1979年毕业的大学生，人称“新三届”学人，总数大概有90万人。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随父辈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多场政治运动，吸纳了多种成分的政治养料，但始终是个小看客。下过乡，扛过枪，同过窗，江湖的甜酸苦辣，社会的世态炎凉，看个够，吃个饱，就有了“抗体”，就有了不卑不亢，就有了肥腴的怀疑，就有了焦虑的追问。

1976年，我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下班的大军像一团灰雾碾过长街。那是一种怎样的风景色块？各种颜色里有关灰的描述是最吝啬的，人在这种色调中，联想和通感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灰色又是颜色中的稀有金属、坏蛋和资本主义。画家这么说，政治家这么说，大家后来也这么说。灰色在我们这一代的视觉记忆里几乎处于一种半空白状态。吴思，是这几十年风雨无阻的灰色版画中的一个。他爱思索，爱创造，爱思考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和人。

读《明史》顿悟“潜规则”

田炳信：人的行为、习惯、嗜好实际上在18岁前就定型了。像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许世友喜欢在南京的大别墅里种庄稼。青少年时期受到了什么刺激，中年就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和补偿。你一过四十就在人文领域里创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定律”等，一经命名，就不胫而走。

吴思：你当过知青吗？

田炳信：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下过四年多的乡。

吴思：你下过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是高中一毕业就到北京昌平县农村插队，那时满脑袋毛泽东思想。19岁那年，我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勉强胜任了，但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非自我想像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想像中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田炳信：你看到了自身的死穴，也感悟到了社会的死穴。

吴思：是。下乡的好处是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磨灭的记忆，校正了许多从书本和概念中获得的印象。比如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如果按照农业学大寨那套理论到农村去找，什么由于阶级敌人搞破坏造成生产上不去，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贫下中农不好好干活，地主富农才老实，让他怎么干怎么干，我第一次干活就是和一个地主一块儿砌猪圈，那地主干活可卖力了，绝不敢偷懒。

田炳信：反而是出身好的会偷懒，而且是出身越好越偷懒。

吴思：还特别黑，敢拿东西，敢偷东西，他不怕啊。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那套理论到下面完全解释不通。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当记者，那时化肥供应很紧，我到开封做了追踪调查，发现那些化肥的去向跟一摞条子有关，这个领导批了，那个领导批了，谁能批多少，大家都有规矩。

田炳信：这就是“潜规则”？

吴思：这是领导批下去的规矩，实际上真正支配这些东西的还有另外一套规矩，而且一样严密。最后你到农民那一问：“买到化肥没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村长一袋，队长一袋，会计一袋，我们那没有。”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潜规则发挥作用的比例在90%以上，而真正的规矩起不到10%的作用。当时我写的连续报道的第二篇就叫《内部章程》。

田炳信：《内部章程》就是潜规则最早的原创词吧。你怎么想到用“潜规则”这个词？

吴思：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到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不过是扬汤止沸，甚至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市场放开，让市场供求规则取代官场潜规则。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