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水龙驱散人群每次进20人一天兑出20万

    2月5日当天，通商银行又验出伪钞，除了10元的钞票，还有5元的钞票。银行职员将其当场撕破，并盖上“假币”字样。为了安抚市民，通商银行还特别派人将伪钞贴在门的旁边，又贴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说明提示:伪钞纸质比较粗，花纹比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但是，持币者还是人心惶惶。盛宣怀当时身在北京，得知挤兑风潮后，他吩咐上海方面要做到随到随兑，现银不够就向其他银行寻求帮助。虽然伪钞造的是通商银行的假，可是挤兑会引起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对这一点，那些外资银行再清楚不过了。通商银行开门“欢迎”兑现几天以后，现银所剩不多，只得向汇丰银行求助。最终以库存的金、银为抵押，向汇丰银行换得70万现银。

    为了尽快度过这次风潮，通商银行还一改过去的营业时间，破例在节假日也开门兑换。为了维持银行秩序，规定每次放入20位顾客。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兑出现银20万左右。尽管如此，通商银行门前还是人潮汹涌。通商银行请来租界巡捕，甚至还动用了消防水龙来驱散人群。

    嫌犯汇丰银行露头假钞源头在日本大阪

    盛宣怀命令全力应对挤兑风潮的同时，也下令尽快找到造假者。在2月6日，一个日本人来到汇丰银行兑换现银，结果银行发现其手持的4000元通商银行钞票全部都是伪钞。数额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汇丰银行的注意。

    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伪钞，更不用说拥有造假的技术，这次出现的伪钞很有可能是外国人所为。当这个日本人离开后，汇丰银行就派人跟踪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后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将此人逮捕。

    经过审讯得知，这个日本人叫中井义之助，在上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很不景气。于是他和几个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的主意。他们在大阪郊区的一处民房里秘密仿制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有十元和五元两种，共计三十万元。假钞印好后，由日本的九州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的家里。中井义之助再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流入市场。在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冲进他们的造假地点，将中井的同犯一一抓获，同时销毁了所有的机器和假钞。

    销毁旧币印新币财神像上钞票

    通商银行草创初期，为了使纸币流通顺畅，在印制方面颇费苦心。纸币全部在英国印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便随时兑现。”

    1898年秋，这批精心印制的纸币从伦敦运到上海，正式投入市场。所发纸币有银元、银两两种，银元票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银两票分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五种，正面为中文，背面为英文，印有洋大班美德伦的签字。银行家陈光甫后来说，中国通商银行为应付环境，“因发行钞票，不得已而雇用洋员在票背签字，以期不致为外滩洋商银行所拒受，可见创始之艰。”

    在此次挤兑冲击后，中国通商银行将所有发出的钞票一律收回，连已印好尚未发出的钞票，也一并销毁，以杜绝后患。同时委托英国印制新版银元票。1904年年底，印好的新钞抵达上海，于1905年农历正月发行，面额为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种。新币与旧币的最大区别就是增加了招财进宝的财神像。从此，财神的形象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纸币的特殊标志。

    日本借口无法可依造假案不了了之

    由日本人制造的这一伪钞案，给建立初始的中国银行的信用以重大的打击，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通商银行行款损失巨大，在挤兑风潮发生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各方回笼的通商银行假钞达30万元。

    信用受损导致了业务急剧下降，通商银行不得不将已设立的分支行陆续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处分行和烟台一处支行。这一时期，存款自1899年底的397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万两，放款自1899年底的582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万两。中国通商银行于1898年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共63.2万两，1904年降为9.3万两。

    中国政府曾为此案与日本政府交涉，希望日方严惩罪犯。盛宣怀致电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请其询问日本政府对这些伪钞罪犯如何判决。蔡和甫不久回电道:“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上个世纪中国的首例伪钞案就以“无法可依”为理由“谢幕”了。

(来源:北青网—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