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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实事求是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1)
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大致分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这就使根据历史实践的结果，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而打破这个牢笼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到延安整风，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所坚持的这样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个步骤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决议，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而且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重新评价。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
“文革”之所以能发动和推行，跟“神化”政治领袖关系密切，在一个领袖至上的国家和社会里，10亿中国人民被训导随时信从崇拜领袖，服从领袖的任何号令。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可以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模式：领袖直接下达“最高指示”，全体人民遵照执行。随着对领袖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中国也走上了这种政治运转模式的轨道，以至于当领袖宣布“造反有理”时，人民立即踊跃地参加向政府机关“夺权”的行动。民众的“造反”不但不是对领袖的挑战，相反却属于唯领袖之命是听、无限效忠领袖的表现。这种政治运转模式的动员效率远远高于原先的官僚机构运转模式。那时，广播电台天天在播送鼓动“领袖崇拜”的歌曲和口号。一直都反对个人崇拜的领袖，却掉进了个人崇拜的漩涡。
如何实事求是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根源在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就在于重新确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后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
能不能、会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至关紧要。
如果不能、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那就是以下两个方面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是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要么是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
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也表现在作出这种划分、把握这种划分，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方面，从而做到了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坚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其中有些意见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意见。针对讨论中的一些错误看法，邓小平于10月25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
“文革”之所以能发动和推行，跟“神化”政治领袖关系密切，在一个领袖至上的国家和社会里，10亿中国人民被训导随时信从崇拜领袖，服从领袖的任何号令。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可以演变成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模式：领袖直接下达“最高指示”，全体人民遵照执行。随着对领袖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中国也走上了这种政治运转模式的轨道，以至于当领袖宣布“造反有理”时，人民立即踊跃地参加向政府机关“夺权”的行动。民众的“造反”不但不是对领袖的挑战，相反却属于唯领袖之命是听、无限效忠领袖的表现。这种政治运转模式的动员效率远远高于原先的官僚机构运转模式。那时，广播电台天天在播送鼓动“领袖崇拜”的歌曲和口号。一直都反对个人崇拜的领袖，却掉进了个人崇拜的漩涡。
如何实事求是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评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根源在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就在于重新确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后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
能不能、会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至关紧要。
如果不能、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那就是以下两个方面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是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要么是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
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也表现在作出这种划分、把握这种划分，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方面，从而做到了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坚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其中有些意见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意见。针对讨论中的一些错误看法，邓小平于10月25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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