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达赖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1．达赖曾“想当半个喇嘛，半个共产党员”

    早在全国解放之前，共产主义思想就已在雪域高原上传播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设在重庆的国民党“蒙藏学校”中，以平措旺杰为首的藏族进步青年，曾秘密组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各省藏区的革命事业与西藏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本文中所说的分裂主义的“西藏共产党”，与爱国的“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1951～1959年，达赖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据中国藏学出版社的《事实与真相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书介绍，1990年，达赖还曾对一位中国学者说:“我过去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有很好的关系……1954年我在北京时，还有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当时想当半个喇嘛，半个共产党员。”支持“藏独”的台湾女作家林照真所著《最后的达赖》一书，也称:“达赖在北京时，就曾经向中国共产党表明入党意愿，而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更是满心欢喜，他说:‘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一切病态的灵丹。’”

    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之后，他也并未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后的达赖》一书认为达赖直接促成了“西藏共产党” 的建立:“在‘藏青会’刚成立时，达赖希望借此包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亦要求青年会助藏人成立政党，促使反对党的产生。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达赖一点没有刻意排斥共产主义，甚至出资协助共产党的成立。”

    当然，达赖支持“西藏共产党”的成立，除了因为他对共产主义本无恶感以外，全球冷战局势的变化是关键原因。

    2．中苏关系恶化催生“西藏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逐步缓和。美国为改善对华关系，停止了对“藏独”势力公开的援助，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势力不得不考虑另找靠山。

    20世纪70年代的中苏关系却十分紧张，据藏族学者直云边吉所著《达赖——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书介绍，1979年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哈尔拉莫夫指责中国“占领了印度和西藏的部分领土”。这标志着苏联的态度出现了变化，此前苏联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9年3月8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印度前夕，达赖的发言人扎西旺堆呼吁苏联给予流亡藏人“政治上的支持 ”，他在谈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批评中国“占领西藏”时说:达赖欢迎苏联态度的这一转变。与此同时，“藏青会”为讨好苏联，还组织了欢迎人群，打着反华的标语横幅，在柯西金从机场到印度总统府的路上向他致敬。“藏青会”还将一份备忘录递交柯西金，要求苏联提供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以便进行反对中国的游击战。这是流亡藏人第一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苏联援助。

    3．达赖给了“西藏共产党”一笔钱

    “西藏共产党”存在的时期，恰恰就是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藏独”的时期。“流亡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也使得一些青年藏人对其失望，他们试图借助共产主义实现“西藏独立”。

    1976年2月28日，“藏青会”在达兰萨拉召开辩论会，扎西旺堆说:“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服务于藏族斗争的惟一意识形态，因为它可以使国内外藏族同胞在思想上获得一致性。”与会大多数人当即表示反对，只有安多顿珠支持。同年9月，“流亡政府宣传部”主办的月刊《西藏评论》称“一些流亡的左翼青年秘密在印度某地开会，讨论成立西藏共产党，有8名青年参加”。扎西旺堆后来回忆说:“流亡藏人开始建立共产党，建立者就是当初举手支持我的人，我认为流亡藏人的第一个政党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制定了章程、宣言，也向外发出西藏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信息，这些人还见了达赖，达赖对他们表示鼓励，还送了笔钱给他们。”

    “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安多顿珠曾是中共党员，曾任西藏谢通门县公安局副局长。1978年5月1日，格桑顿珠（时任达兰萨拉“西藏档案图书馆”职员）等人秘密成立“西藏共产党”，格桑顿珠出任“主席”，“政治局委员”为格桑丹增（印度新德里大学毕业生）和朗杰（曾是西藏自治区公安人员，中共党员，1974年叛逃印度）。1979年5月1日，“西藏共产党”公开成立。1979年6月15日，达赖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加第五届亚洲佛教徒祈祷和平会议，在出发前，他在印度的德里机场对记者表示，祝福“西藏共产党”。

    4．“西藏共产党”的“藏独”纲领

    “西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追求“藏独”、佛教和社会主义的混合，其“纲领”称:“在达赖颁布的政教合一的民主宪法指导下，为重新获得西藏独立而斗争。”“流亡政府宣传部”主办的《西藏评论》也称:“这个流亡的西藏共产党，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反对中国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