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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所谓流行性出血,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 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新观点:匈奴人的生物武器?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由此,现代研究者认为,想当年,匈奴人将染上病毒的马匹和牛羊的尸体故意施放给汉军,待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不过在另一方面,匈奴人虽然是“瘟疫”的制造者,但他们本身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有资料表明,随后的一百多年间,匈奴各个部落也曾多次遭受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后来,他们在汉王朝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大部被迫向西迁徙。而随着他们的西迁,疫病也一路向西蔓延,乃至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公元2—3世纪又传播到罗马。几百年后的公元6世纪,在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这种瘟疫又多次发作,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认识伤寒
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真正的伤寒。伤寒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其主要临床表现是持续高热、腹痛、腹泻或便秘、白细胞减少、肝脾肿大,部分病人会出现玫瑰疹、相对缓脉等。肠出血、肠穿孔是伤寒的主要并发症。伤寒病的病原体是伤寒杆菌,而伤寒病人或带菌者是传染源。主要通过污染水和食物、日常生活接触、苍蝇和蟑螂带菌而传播。此外还有一种与伤寒特征类似的副伤寒,它是由副伤寒杆菌引起的,一般分为甲、乙、丙型三类。伤寒和副伤寒有时统称为伤寒)。
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伤寒杆菌和副伤寒杆菌,均为沙门氏菌属,而沙门氏菌则是地球上最大、传播最广的细菌种群之一,它有1700多种血清类型,也可根据抗原构造分为2000多种类型。该菌属在形态方面都是有鞭毛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生化反应都很相似。沙门氏菌可以控制肠胃运动,存在于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和昆虫等生物体内。由于其多功能性及庞大的寄生动物种类的存在,要根除所有沙门氏菌病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伤寒遍及全球,但热带和温带分布最多。在季节分布上,温暖地区终年发生的同时以夏秋季为高发季节;热带地区则不受季节影响。人群分布上,无性别、年龄、种族的差异,但以儿童最多,青壮年次之。而流行形式上,则多为散发型,若水源污染即导致水源型暴发流行,食物污染即导致食物型暴发流行。因此,环境对于这种疾病的产生、发作和流行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特定环境当中生活着的人所形成的特定行为习惯,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伤寒病发作缓慢,体温呈阶梯式逐渐升高。病人逐渐神志迟钝、表情淡漠、听觉减退。随后便持续高热,并伴有畏寒、头痛、消化紊乱、身体虚弱、食欲减退、腹痛、腹泻或便秘。少数患者中还出现脾、肝脏肿大或皮肤上出现典型的“玫瑰”疹,脉搏相对减缓等。发病后一般会持续3~4周不退。患者死亡率约10%,最高可达40%~50%,2%的痊愈者将终身携带杆菌。伤寒病人和伤寒杆菌携带者,其粪便及尿液中带有大量的伤寒杆菌。伤寒杆菌随粪便和尿液排出体外后,如果污染水、食物和环境,则会通过手、苍蝇、蟑螂等以病从口入方式传染给健康人。因而污染的食物会成为伤寒传播的重要媒介,而被污染的水源则是伤寒传播的又一重要载体。
绝大部分医学家都认为伤寒病存在的历史很久远,早在史前时代的人类群体中就有出现。不过在古代医生们眼里,伤寒泛指非特定的发热症状而与其他古代疾病看起来没有太大区别,而直到中世纪仍缺乏实质性的伤寒暴发报告。
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伤寒杆菌和副伤寒杆菌,均为沙门氏菌属,而沙门氏菌则是地球上最大、传播最广的细菌种群之一。
古代中国与瘟疫
古代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特大规模的瘟疫流行。除了东汉末年的这次之外,另外两次分别是公元12—13世纪的大瘟疫以及17世纪中叶的大瘟疫。这后两次大瘟疫,都曾造成了上百万人死亡。特别是在1232年的大瘟疫中,在50天的时间中,开封城竟出现了“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的惊人死亡率。
与同时期的欧洲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在对抗瘟疫方面有着更为科学的举措,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和医学成果。明代时,一位名叫吴有性的医生,写成名著《瘟疫论》,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便是“疠气”。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提出许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对当时防治瘟疫很有效果。
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从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 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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