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到了1949年，新年伊始，北平解放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但年仅45岁的父亲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却更加严重了。血压220，心律不齐，心跳常达110次／分钟。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父亲休息养病。

    毛泽东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在指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特派专人给在玉泉山静养的父亲送来一缸金鱼，并附函：

    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父亲去苏联治疗一事。父亲赴苏前，毛泽东特专程来我们景山东街的家中送行，再三叮嘱父亲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父亲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到医院检查身体，并看望了父亲和其他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1950年年初，当父亲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一次专程去看望了父亲。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父亲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老战友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父亲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父亲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饭桌上，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

    毛泽东很赞赏父亲的远见卓识。他不无风趣地认同：“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吃黄油面包，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1950年5月底，父亲从苏联返回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泽东同中央商议，同意父亲每天工作4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父亲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8小时以上。过度劳累使他猝然倒下，永远倒下了。

    毛泽东十分悲痛。父亲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即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9时，毛泽东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