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狡诈与残忍专横兼备 明朝第一奸臣严嵩(图)(1)
2007-05-10 10:37:07 【 查看评论
    作者:王丰明
    
    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方式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流芳百世,另一种是遗臭万年。严嵩无疑属于后者。他身负贪婪狡诈、残忍专横的骂名,列名于《明史-奸臣传》。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
    
    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
    
    
贪婪狡诈与残忍专横兼备 明朝第一奸臣严嵩(图)

    严嵩这个人的形象,先后截然不同:他先曾退隐家乡的钤(qián)山,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是一个“天下以公望归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得君专政”的内阁大学士,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他成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钱谦益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在我们看来,这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多年后,严嵩位居宰辅,父、祖因之受封赠,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
    
    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jī)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
    
    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1512),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严嵩像只猎鹰一样,睁大双眼,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从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世宗的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礼议”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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