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重在提高腐败交易成本--中华网--新闻中心

　　依照通行的国际标准，现今世界约有10%的国家腐败水平最低。但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腐败的泛滥程度和恶劣后果也曾相当惊人。本文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段内美国腐败与反腐败历史演进的描述和分析，归纳出了一些相对有效的治理腐败的经验和方法。

腐败的概念和类型

对腐败进行分类的标准很多。大体而言，它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

体制型腐败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创造经济租金，并利用经济租金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

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经济学中讨论的所谓“俘虏理论”，即公职人员受贿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便属于典型的收买型腐败。

从相当意义上讲，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可以被视为“腐败色谱”的两极，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腐败大都两者兼有之，区别在于哪一种腐败的色彩更浓重些。一般而言，体制型腐败色彩越重，损害就越大。而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

“行政腐败”及其他

在美国，带有浓重收买型腐败色彩的典型实例，是一种被称作“政治机器”的政治组织和以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政治机器兴盛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20年代。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老板和各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的，由于利益均沾，这种收买型腐败在全美甚嚣尘上。至1890年，政治机器已控制了美国20个大城市中的一半以上，并支配着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城市政府。政治机器制造出的腐败归为行政、司法、立法腐败三种类型。

行政腐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分配公共职位。每一个被政治机器掌控的城市，都拥有众多政府部门和成千上万可以被用于犒劳或施惠的工作职位。仅就纽约市而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该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所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不仅如此，机器老板还牢牢控制着市议会席位和地方检察长的任命权。

二、偷窃国库。政治机器具有自我保护的优势，即在方便公职人员攫取好处的同时，还使这种攫取变得更加安全和隐蔽。有了这种庇护，一些利欲熏心的政治家和官僚便敢于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前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任坦慕尼协会老板期间(1868－18 71 )，纽约市腐败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他直接或间接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甚至高达二亿美元。

三、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任何与城市建设规划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高架桥的搭建、高速公路的铺设、街心公园的改造等，都可以被政治家和官僚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预先廉价买入附近地皮，在市委员会将计划公布于众，该地皮价值攀升后抛售，以套取巨额收益。

四、在政府采购中巧取豪夺。譬如，以签订政府工程项目采购合同的形式将巨额财政支出转移给私人企业；许多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承包商，其中，见不得人的赃款或回扣都进入了腐败官员们的腰包。

五、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通过出让特许经营权从私人企业获取贿赂和回扣的现象，在19世纪末的美国政府官员中是司空见惯的。

六、实施弹性管制。在管理被禁止或受限制的行业时，公职人员通过向私人集团大开方便之门聚敛了巨额财富。

而司法腐败和立法腐败与行政腐败相比毫不逊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通往司法公正的道路被金钱和权力堵塞，政治机器影响并操纵着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过程，并把持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于是，许多法官纷纷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而不再是司法公正的代言人。由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挑选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就是多次司法腐败案件的主谋之一。在其包庇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被减刑或赦免。此外，工商业巨贾通过行贿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团干涉判案过程的事件也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