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捏造“勾结匪军贩毒”罪名民盟被迫解散--中华网--新闻中心

　　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之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压迫对象。当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

　　国统区的宣传机构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社斌丞逮捕起来。民盟总部一直通过合法手续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被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等莫须有的诬陷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枪决了。一年以前蒋介石杀害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采取的是暗杀手段，事后还假装一下追查惩凶。这次对杜斌丞则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这件事给民盟一个很大震动。民盟当时仍然以合法手续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同时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公开声明，“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搞到如此僵化的地步了，这时却仍然沉溺于对美国的幻想。于是，派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请他出面调解民盟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我记得司徒雷登对这次谈话看得非常郑重。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着一个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碰了一个软钉子。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塘，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对罗隆基的监视尤其厉害。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连从南京打来几次电话到上海，向张澜告急，请示办法。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我。在开会过程中，黄炎培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张澜，纸条上写的是“自动解散”四个字。当时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
　　
　　我当日夜车去南京。黄迟了一天，27日夜车动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接他。当天报上用特大标题登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黄到达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却表现得非常严肃。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他并没有加以引申解释。我们当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严厉的：民盟或者牺牲，或者投降）。

　　邵先生还责怪民盟对杜斌丞被杀害这件事，一方面向蒋提抗议，另方面又在报上发表表明“要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从邵先生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
　　
　　因为梅园新村民盟总部已被军警特务包围，我和黄炎培只好分头各找自己的亲友家借住。这个时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担很大风险的。
　　
　　在罗隆基的提议下，我们三个人当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头。

　　从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我门离开南京止，黄、罗和我三个人的会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处，后几天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让出一间屋子来给我们碰头。司徒雷登当时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里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我们会见了吴铁城和张群。他们的说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

　　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我们在南京办交涉的三个人，下一步棋怎么走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托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黄同罗和我的碰头以后不在美国使馆，而由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房间。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也只好俯仰由人，没有一点独立自由的余地了。我们的活动已经不是争人权争自由的合法斗争，而只是在答应停止活动和解散的前提下如何做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