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剖析原因:为什么太平军的军事失败是必然--中华网--新闻中心

　　军事乃政治的延续，战争只是政治较量的最后格斗，而政治较量的基础又在经济与文化，比拼的不仅是人力物力，更有综合调配的管理能力与设计全盘的文化智力。应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分析，太平军最后的军事失败都是必然的。

一、政治上陈腐恶化

1851年金田举事之初，政治设计上即无新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不过是“均贫富”的老套套，虽能号召饥民于一时，却无力支撑以长久。

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创始人实为南王冯云山，最艰苦最基础长达七年的紫荆山传教聚众，均为冯云山奔走策划。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核心人物的加入，也是冯的功劳。包括最初的典章制度，亦由冯撰稿拟定。《李秀成自述》内云：“谋立创国者出南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既有毅力又有能耐，极受信徒尊重，按说冯云山完全可以自立，他之所以一再“让贤”于四考秀才不售、“日售赌博”的洪秀全，乃是因为冯根据星相术，认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生辰八字当贵为“九五之尊”，而自己的面相却不行，再四动员洪秀全参与其事。

1853年2月，五十万太平军自武昌夹江而下，水师万艘，风帆蔽江，一路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水陆两师迅速发展，号称百万，最后攻占南京。同年10月，林凤翔、李开芳所率北伐军长驱六省，抵达天津近郊，威震京畿，太平军势力达到顶点。然后就一路滑坡，不复振作。1856年9月洪杨内讧，成为太平军的盛衰转折点。1857年5月，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出走，后果更严重，血腥争权的内讧不仅仅致使杨秀清部下两万精兵死得毫无意义，更暴露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不过“取而代之”更旗换号而已。洪秀全登基后娶八十八妃（远比清帝多）、乘八十二人大轿（比清帝多一轿夫），“官轿出行军民避不及当跪道旁”，“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1〕。李鸿章后来攻下苏州，惊叹忠王府“神仙洞窟”。南京的天王府更是建制宏大，尽极奢侈：金碗、金筷、金浴盆、金马桶、金夜壶，宫吏一千六百余、宫女千余……谱儿摆得比清帝清吏还大，革命性与正义性丧失殆尽。

政治上，太平军集团管理层目光短浅，只知军事之利，不知文化之力。在辖区内，太平军焚烧文庙、劈孔子牌位，将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用来宰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对读书人全无笼络，蔑视所有传统文化价值。举事之初永安时期，参与核心决策的“先生”洪大全，“才识非常”，主张应行仁义、“掳七留三”（掳掠百姓财产控制在百分之七十以内）、争取未跑官绅归心助力、不赞成尽杀清军降兵、不赞成反孔和将经籍投于粪坑。但这位“先生”很快不见容于东王，戴枷被囚，永安突围时因戴刑具行动艰难，为清兵捕获杀害。

太平军政权虽也曾举行乡试，试题却均为一些恶俗不堪的谀颂，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四海之内有东王”。考试中式比率很高，只要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之处，便都给一不同等第。1854年湖北千余应考者，录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所谓录取，不过赏赐一些冠袍衣袄，然后游游街，事情就算完了。武科尚得“回衙门听候调用”，文科则哪来哪回，就跟没考过一样。有考取者久候无讯，跑去咨询所服侍的某王，答复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原来天朝只是要读书人表示归顺，听听歌颂，弘扬弘扬所谓洪氏教条，“本为祝寿”，给一空名，根本就没有要读书人参与其事的打算。如此捉弄读书人，原本有所企盼的民心，自然四裂散去，并且反过来成为太平军的阻抗力量。

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就这样踢开了文化人，单极深信军事武力，自然政权内部办事效能日益低劣，官僚化腐败化程度日益加剧。反过来，清廷镇压太平军所倚重的力量，却是曾、胡、左、李等高级文化官员。缺少了文化的粘合力量，政治上便丧失了向心力，这对强敌在侧的太平军集团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曾国藩号召天下的《讨粤匪檄》，主打的也是文化牌——严厉声讨太平军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潘旭澜先生认为：“这个文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读书人先后投身到讨伐的队伍，也得到一些精通文墨乃至不识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2〕

在干部路线上，1856年内讧后，洪秀全曾发誓“永不封王”，然1859年3月13日族弟洪仁侥暇�19日后即封干王。《李秀成自述》中说：“见其弟至，格外欢天，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忿意……”于是，天王启禁，遂封陈玉成英王，再封李秀成忠王。

太平天国后期有二千七百余王，之所以将爵位王位狂封滥授，除了使受封者感恩戴德效忠天朝，断了他们投降清朝的政治后路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由于牢牢记取内讧教训，谨防权力过于集中于外人，洪秀全利用广封王爵裂权分治，以达到相互牵制之目的，属于治术之一种。如封李秀成部将陈坤书为护王，就是为了削弱李秀成兵权，分制其势。而这在军事形势日益危急的特别时期，却尤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既有力量团结对外。连淮军将领李鸿章都看出来：“增封多王，以间其党，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复彭雪琴侍郎》）

封王封爵过滥，终究是少数人获利，多数人不服，人心日散，办事日惰，国势益衰。昭王黄文英云：“天朝的事，越做越坏。”李秀成总结道：

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银两者，欲为作乐者，用两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

封王原本意在嘉奖功臣，即使受封者死命效忠，断其政治后路，亦鼓励未封者踊跃立功。然狂封滥号，适得其反，犹如饮鸩止渴，催亡唤死。如此浅显的道理，天王洪秀全竟置不顾，可见太平天国难以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