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追忆——1927年:伯父周恩来痛失亲子详记(2)
伯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5月1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伯父的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伯母的母亲名杨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你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35年了，伯母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父、伯母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伯母的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伯母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如果伯父在伯母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我伯父、伯母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伯母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伯母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伯母转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牺牲。
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伯父、伯母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伯母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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