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那个年代情感:最后时刻托人照顾邓颖超--中华网--新闻中心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贺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

　　“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那几天值班，赵炜常常看到贺龙屋里的灯很晚还亮着，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不能回，她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971年9月12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叛逃事件”。赵炜记得，因为头一天睡得很好，下午5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

　　这天晚上，周恩来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续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雾水。

　　9月14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待一些事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待我，让警卫把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15日下午，大家接到电话说总理一会就回来。16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饰不住的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

　　诀别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赵炜紧紧扶着她，怕她摔倒。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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