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问候引起的风波文革中饱受批斗的胡耀邦--中华网--新闻中心

　　
　　作者：萧祖石

　　团中央风云突变

　　1964年，我参加陕西省长安县社教工作的时候，听过省委书记胡耀邦一次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觉得他的报告通俗幽默，内容深刻。他对农村情况的熟悉程度和对农民利益的关注，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凑巧，196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胡耀邦也已从陕西回到了团中央。在团中央机关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关心群众，为人宽厚，胸襟坦荡的领导者；团中央机关更是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集体。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都被扭曲了。那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中央突然宣布：团中央书记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改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书记处。机关的同志都懵了，我也懵了！

　　好端端的团中央机关，瞬间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窝”，人心不稳，秩序大乱。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义黑帮头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被揪出来挂牌示众、批斗。在拳脚交加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下，胡耀邦已没有往日那种朝气蓬勃、精神抖擞的风采了。一个年过五十的人，经得起这样折腾吗？自从胡耀邦和一批当权派被关进“牛棚”，他们就在专政组的严格控制之下，没有特殊的理由，是无法接近他们的。或许，只有在饭厅能偶尔见到他。因为他们一般都晚去半小时。

　　一句问候起风波

　　那天，我故意晚点上食堂。正好，专政组押着长长的“黑帮”队伍，在食堂买饭，胡耀邦排在最后。当他掏出饭票交给炊事员的时候，我迅速凑了上去，趁炊事员转身给他盛饭的空隙，我小声地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大概觉得突然，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光泽，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说：“身体还可以。”我又问他：“吃几两米饭？”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二两米饭，一块豆腐乳。”这时炊事员把饭递到了他跟前，我也马上买了饭菜，转身走了。

　　万万没有料到，没过几天，在机关礼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道：“我们革命群众队伍中出了叛徒。有人现在还关心胡耀邦的健康，问他一顿吃几两米饭。革命的同志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把藏在群众中的叛徒揪出来示众……”

　　我虽然坐在后排，但他的吼叫，仍听得一清二楚。我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哪？我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运动，没有政治经验，心里很紧张，因为造反派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想，万一他们以开会的名义，把大家集合起来，逼着胡耀邦当众认出我来可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没底，那晚我失眠了。我决定借故请假回家探亲躲避几个月。还没正式请假，那天偶尔遇见住在大院内的湖南老乡伍杰。他解放前是搞地下学运的老同志，1951年任常德团地委副书记。他把我领到他家里，说我气色不好，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沉默片刻，我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他：“胡耀邦的记忆力好吗？”他没加思索地说：“胡耀邦的记性好得很，作报告、讲话，一般都不要稿子。”我不着边际地又冒出一句“他能认出我吗？”

　　伍杰没听懂什么意思，愣愣地看着我问：“什么？”我也觉失言，连说“没什么，没什么”。伍杰看出我有心事，启发我把心事说出来，说他说不定还能帮我出点主意。我想了想，把事情全向他说了，还说想回家避一避。我发现他听后表面上很平静，可脸上却掠过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快慰和惊异。他宽慰我：“这有什么，首先你自己要沉得住气。回家不好，显得心虚，反而暴露了，没事的。”我说：“说得轻巧，他们要是逼着胡耀邦认出我呢？”伍杰摇着头连说了两个“不会，不会”。伍杰见我还有疑虑，就说：“胡耀邦是长征干部，什么运动没经过？逼他能逼出什么？机关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他呀？问他吃几两饭，你确信没有别人问过？”伍杰最后胸有成竹地说：“关键是你自己要沉住气，胡耀邦是不会认出你的，胡耀邦就不是那种‘认出你’的人！”看伍杰的态度，我好像吃了颗宁心丸。后来，我听说专政组多次审问胡耀邦，要他说出，问一顿吃几两米饭的是谁，他都说记不清了。

　　大家的情绪在激动

　　离开伍杰家，我走到传达室门口，一辆车篷上印着“青年印刷厂”字样的吉普车开了进来。这是外单位把胡耀邦拉到工厂批斗完，又送回团中央机关来了。我看见胡耀邦的脸又青又肿，手上拿着被撕破了的衬衣。显然，工厂的造反派动了武。见此情景，机关的同志都围了上来，大家神情凝重，谁也没有说活，只有投去同情的目光。吉普车一出大门，胡耀邦拐进了南院专政组。人们议论开了，声音由小到大。有的说，胡耀邦是我们单位的“走资派”，我们最了解他嘛，我们有能力把他揭深批透。有的说，外单位揪去批斗可以，但要同我们协商，经我们同意，而且我们要派人参加，同时把外单位的揭批材料带回来……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些响当当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说“不”的。我看见大家的情绪在激动，目光在交流，心在往一块靠近。我心里好一阵畅快，我明白了一点，我是最笨的，这不比去问问他吃几两米饭管用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