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忆平息安徽武斗周恩来在全国推广其经验--中华网--新闻中心

　　作者：李德生

周总理紧急召见

　　１９６７年夏，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说周恩来总理要我于７月２８日赶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１·２６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１·２６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１２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１２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周总理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指示的贯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领导权掌握起来”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区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的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音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１０４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打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１２军（当时代号为６４０８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时，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１００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得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增强了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也听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