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张反四人帮的大字报改变了他的人生--中华网--新闻中心

　　纪事提示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山城人民闻之哀恸，纷纷佩戴黑纱追思哀悼。追悼大会后，具有政治敏感的重庆人，翻开报纸意外发现邓小平消失了，连篇累牍出现的是批“奇谈怪论”、批“四个现代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低沉的政治气压中，有识之士在观察，在思考，在行动。终于，1976年2月上旬，署名“一个工人”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了解放碑交电大楼(现重庆商社大厦)墙上，醒目的标题是———《提请注意》，作者公开向山城人民大声疾呼：“请注意当前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指向谁？”“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执笔这张大字报的，是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的年轻教师谢幼田。29年后的2005年，阳春三月，谢幼田从海外衣锦还乡。他头顶诸多桂冠———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这些耀眼的光环让熟悉的老友对他刮目相看，他惟一不变的是那口乡音和澎湃于胸的热血情怀。

　　事件回放：愤怒天问，惊险出逃

　　3月23日，刚下飞机的谢幼田被接到大哥家。因长期居住海外导致水土不服，他一连住了几天医院，整个人也变得萎靡不振。一周后记者登门拜访，谢幼田依然有些疲惫。

　　尽管精神不是太好，但镜片下的眼睛仍炯炯有神。坐在宽敞的客厅里，谢幼田捧着一杯清茶，思绪再次回到了1976年那波谲云诡的政治浪潮中。198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写的《丙辰清明纪事》书里，其四川部分主要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另一个就是十八冶的年轻教师谢幼田。“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被卷进了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满怀热情，接受洗礼。但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他，盲目的冲动变成了冷静的思考。他用微薄的工资买来了大堆马列主义著作和历史书籍，一头钻了进去。总理逝世以后，他含着泪水对好朋友们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甚至说：我可以打赌，不出三年，江青一定要垮台！当他看到报纸上接连发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黑文时，再也忍不住了，毅然贴出了这张大字报。”书中纪实文学《山城的火花》，这样描述着当年的谢幼田。

　　为何具有这样的政治敏感？谢对当年的举动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写《提请注意》是因为看不惯四人帮当道，那时人年轻，富有正义感。我们过去曾经和家庭划清界限，以为越是高层觉悟必然越高，经过林彪事件后才知道那是假场伙。1968年、1969年我在北京，买不到任何书籍，书店里只有马列主义，于是我开始读马列。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觉醒，我不过是胆子大一点。”

　　1976年3月，《文汇报》攻击周总理事件再次点燃了众人的情绪，“当时《文汇报》文章说邓小平之后还有走资派时，实际是攻击周恩来。”建设厂的工人立即贴出大字报，愤怒责问：“《文汇报》的秀才们要干什么？”4月6日，一位知心朋友告诉谢，天安门发生了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就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谢幼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4月7日下午，谢幼田来到十八冶办公大楼，当着众人奋笔疾书：“《文汇报》的反动文章必须批判！……请广大革命职工密切注意当前的阶级斗争动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汇报》的反动言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最后总是逃不脱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制裁的！”署名仍是“一个工人”。

　　“我真正遭整就是这第二篇大字报，”就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广播了。《山城的火花》里写道：“天黑后，十八冶办公大楼门口，一辆汽车灯光照射着他的大字报，一伙人正忙着拍照。一天上午，谢幼田正在教研室备课，突然听到楼梯上一片嘈杂声，随后撞进一伙手执刀棍绳索的家伙。他们抓住谢幼田就是一顿毒打，同时，又用绳子勒住他的颈脖，反缚住他的双手，横拖竖扯下了楼。校门外早已准备好一辆卡车，‘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幼田’的标语纸牌早准备好了，只待抓人上车，就押去全市游街示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教体育的邓老师情急生智，飞步跑进值班室，叫校工打铃提前下课。铃声响了，几百师生涌出课堂。在一片‘不准随便抓谢老师’的喧嚷声中，邓带领学生冲上去把那伙人团团围住，帮助谢老师逃出虎口。那伙人不甘罢休，连夜在全市车站、码头布下天罗地网。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谢幼田终于奇迹般的逃出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