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中华网--新闻中心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１９７９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注: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年增长速度是：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基期１９５２年）：工业１８．０％，农业４．０％。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基期１９６２年）：工业１７．９％，农业１１．１％。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基期１９７８年）：工业１２．３％，农业６．５％。】。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２０年的“左”倾错误。１９６１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２０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２０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２０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５０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１９５６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１９５７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１９５９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１９６２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１９５８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８０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１９５６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