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背后：文革时期香港鲜为人知的一面(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文/蒙嘉林

　　家父蒙敏生先生是香港摄影师，因为在电影厂工作的缘故，上个世纪40年代即开始摆弄相机，而今已是耄耋高龄，谈往事似乎有理事不清之感，然惟有相机在手，则神清气爽，至
　　今还拍摄不辍。一辈子拍摄香港的市井社会，老了也拍一些花花草草娱情弄性。86岁的老人，现在平均每周还拍摄三个胶卷，令我这位靠摄影谋生的儿子汗颜。

　　家父自青年时代即谋生在香港，我则少年在广东上学读书，上山下乡，后一直工作在广州。让自己的儿子成长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这是身处资本主义香港的家父的一种有意安排，从中也可以揣摩老人家的意识形态所属阵营了。

　　靠摄影吃饭，又不靠摄影吃饭；自己不以为是摄影家，儿女也不以为他是什么人物；偶尔参加影赛，也不见在传媒上发表多少。总之一辈子地拍，底片越集越多。香港寸土寸金，一般人住处是十分逼仄的，于是我想将这批大占空间的底片运到广州来整理。为此我几次到香港去进行初步清理，剔开一大批因保管不善、霉变粘连完全不能用的，大约还有五万多张底片。因此，我这个做儿子的也才有机会对家父半个世纪的成果有了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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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的摄影开始于50年代，其中有少量沙龙作品，而绝大部分是记实摄影，记录香港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景象。香港的农民、渔民、码头工人乃至作坊、工厂、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市政变迁等，在他的照片中都有反映。另外，60年代到80年代，他多次往来香港广州，还记录了不少广东“文革”期间的社会景象。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来说，对香港的印象或想象大多就是摩天大楼、霓虹闪闪、跳舞赌马、消费天堂、金元世界、文化沙漠、时尚先锋等等。但这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香港，也可以说是充满娱乐感和实用主义趋向的报纸、电视、电影传达出来的媒体的香港。家父的照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景（劳动阶层），即便像我这种对香港还算比较了解的人，在翻检他的照片时，也有大开眼界之感。

　　他的照片记录最多的就是香港的市井、香港的劳动人民。这种记录是平实和自觉的，是不带有功利性的。因为靠拍这些照片无法谋生，在香港也很少有发表的机会。为什么他乐此不疲呢？这就要谈一谈他的思想背景了。

　　在香港，家父属于被称为“左派”的一类人。80年代之前香港的左派的形成和活动，有着十分复杂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背景，什么是香港的左派？其实很难用几句话表述准确。我想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以家父为例，1949年中国大陆刚解放，他回家省亲，在罗湖桥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就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跨过了罗湖桥。这时，他希望香港也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他手中的照相机（特意装上乐凯400度的胶卷）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他拍照片，喜用国货——公元胶卷、代代红胶卷、乐凯胶卷、海鸥相机、国产片夹。凡是使用国货，他的底片袋上就特别注明“代代红”、“海鸥”、“乐凯”等字样。

　　家父在香港一向被归为左派摄影师。上世纪50年代，当时香港的经济水平还与国内相差无几，那时他就与香港“纪实摄影”领头人陈迹先生（前不久去世）一起用手中的“禄莱”120相机记录着香港的中下阶层的生活形态。这一时期，这个群体有麦烽、钟文略、陆幸如（女）等先生，后来从东南亚回港的陈复礼先生也加入其间。香港的各大事件，特别是劳工、社团生态、艺人生活等在他们的镜头里都有充分的反映。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等。至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香港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左派摄影群体也随之分化，虽然以陈迹为首的几位仍然在街头巷尾“捕风捉影”，而这时候香港摄影界已无什么“左派群体”可言了。

　　因为始终坚持“用摄影去反映社会下层”，所以父亲摄下了大量的不为主流所重视的香港的另一面。除了纪录劳工市井外，他的照片中还有不少“左”味很浓的题材。比如，1967年“文革”极左思潮泛滥到香港，香港左派工人“反英抗暴斗争”的照片；70年代初香港劳工子弟学校（港九工人联合会举办）和左派主导的香港名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拿《毛主席语录》作教材，到大屿山搞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的照片；还有“文革”题材的造型摄影，也就是主题先行的摆拍。如果没有说明，你很难相信这些照片出自于资本主义香港的一位摄影师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