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中华网--新闻中心

　　
　　作者：雷颐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就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年，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与外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认识到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所以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曾国藩也不完全赞成。1862年曾氏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发，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