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40万字《随想录》写出知识分子四十年忏悔--中华网--新闻中心

　　文革之后，噩梦虽过，悲恸难忘，整日面对最亲爱人的骨灰，巴金的晚年总是生活在沉重的心理氛围下。
　　
　　于是巴金开始了写作《随想录》，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大工程，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四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巴金一个老人的忏悔——读巴金《随想录》
　　
　　文/老面
　　
　　人们习惯用“浩劫”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确，那种类似于宗教崇拜的狂热和疯狂的造神中所展现的人性的丑恶是怵目惊心的，是与现代文明，乃至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以说它的发生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同时反映出人性层面的丑恶。而审视知识分子在这幕历史活剧中的表演，挖出隐没于文化和人性深层的原因，便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具有类运动免疫力，在此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老的《随想录》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而开启了一个寻找与叩问的时代。这是一部由150篇短文组成的散文随笔集，写作时间是1978－1987年，当时虽然浩劫已去，人文环境相对宽松，但说真话的权力却是有限度的。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诚的。而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从事创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巴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走出历史的荒芜，他没有醉心于苦难中的甜蜜，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和谴责者，而是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着自己，同时解剖着历史，他要找出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清算历史，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他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无所求也无所惧，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遭压抑太久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种种的压制、报复与恐吓中，他还是以惊人的意志记下了他人生最后的忏悔。这是一颗高贵的灵魂，他容不得些许的微尘。“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我们该为善良的老人庆幸，命运给了他时间，让他给自己的创作生命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给中国作家打制了一个楷模式的人格形象。
　　
　　读《随想录》，已经没有《家》、《春》、《秋》里充满激情与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会为那近乎直露的浩荡的情感所淹没。然而它的平静而沉实的笔调，却正适合了一个历史老人忏悔与批判的深度和智慧，也有人说《随想录》的笔调太平谈，忽略了文字技巧。我想以老人的段话来回应：“我的写作的最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话。”
　　
　　对于这样一个善良而真诚的老人，我们还苛求什么呢？如果说文革十年中，在强权和非理性泛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席的话，（当然，除了那些“独举此火”的勇士如顾准张志新等）巴金老人就是在给自己补课。然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并没有把这一课补上。而我想，只有把这一课补上，这种免疫力才能深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使她永远远离历史的歧途。对于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我们，这本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章”的博物馆，也许就是最好的教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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