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领土争议: 甲午战争与钓鱼岛归属之关系--中华网--新闻中心

　　钓鱼岛归属问题，是中日两国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

　　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隶属于台湾省，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非法窃取。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这当然包括在甲午战争中非法侵占的钓鱼岛。

　　日本认为：钓鱼岛不是在甲午战争中乘机占有的，该岛原为琉球所属，日本是取自琉球；钓鱼岛是无主之地，日本是先占有效，因而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不属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范围。

　　两国的观点大相径庭，其焦点是：钓鱼岛到底是不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乘战胜中国之机窃取的？这对澄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至关重要。究竟孰是孰非，还是让我们用事实说话，还历史本来面目吧。

　　1885年至1894年上半年的10年，是日本进行侵华战争的准备阶段；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进行阶段。在这11年里，日本政府3次图谋侵夺钓鱼岛，前两次未能实施，第3次终于得逞。

　　这3次侵夺钓鱼岛的图谋和行动，留下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从中看出事情的真相和问题的本质。为了以理服人，客观公允，本文拟主要采用日本官方文件和日本政要的言行作为论据，这样说服力可能会更强一些。

　　日本政府第一次打钓鱼岛的主意是在1885年。这时，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王国已有6年，并于1884年正式在此建立冲绳县。得陇望蜀，台湾成为日本下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位于日本冲绳县和中国台湾省中间的钓鱼岛，便显得极具战略地位，很自然地被日本军国主义所觊觎。正当此时，一个名叫古贺辰四郎的日本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此人航行时路经钓鱼岛，发现岛上有大量信天翁栖息，便想在此采集羽毛销往欧洲赚钱，于是在1885年6月通过冲绳县向内务省申请租用该岛。9月初，这份报告传到内务卿山县有朋手中，正中其下怀，立即命令冲绳县对钓鱼岛进行调查并提出意见。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向山县有朋提交了书面调查报告：“盖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鱼钓岛自古皆为本县所称之名。为冲绳县所属，决无异议。然其与数日前所至之大东岛地势相异，而与《中山传信录》中所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相同，无置疑之处也。若果为一者，则已为清国册封之旧中山王之使船所详悉，且各命其名，以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若效此次大东岛之行，勘察之后即立标桩，恐有所不妥。”（《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这个报告收录在日本的官方档案中，是一篇重要的历史资料，值得仔细解读。钓鱼岛列岛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由钓鱼岛（历史上也称钓鱼屿、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为4.3平方公里，岛上长期无人居住。冲绳县令的报告上说的鱼钓岛指钓鱼岛，久米赤岛指赤尾屿，久场岛指黄尾屿。

　　很明显，这个调查报告是前后矛盾的。前半段说（钓鱼岛）自古皆为本县所称之名，为冲绳县所属，决无异议，但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作为冲绳县令，西村舍三拥护本国政府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也理解内务省要求调查钓鱼岛的意图，不得不予以迎合，作出上述结论不足为奇。但他负有实际调查之责，也不能不说一点真实情况，西村舍三在报告的下半段话锋一转，说钓鱼岛与前不久日本刚建立国标的大东岛不同，无疑就是《中山传信录》中所记载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中山传信录》是怎样一本书呢？该书是1719年清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徐葆光所著，很早就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久为日本朝野所认同。《中山传信录》指出：中国赴琉球的海上路线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到达琉球的姑米山。书中特别说明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还说明八重山群岛“乃琉球极西南属界”。这清楚地表明：钓鱼岛在琉球的国界之外，不是琉球领土而是中国领土。《中山传信录》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西村舍三难以回避，在向内务省报告时引用了该书的观点。

　　西村舍三的结论是“勘察之后即立标桩，恐有所不妥”。为什么不妥呢？因为他明白钓鱼岛并不归属琉球，也不是无主岛，而为中国所有，这一认识当然是正确的。其后，西村舍三根据对钓鱼岛的调查，编成《南岛纪事外编》一书，未将钓鱼岛列岛划入冲绳县管辖范围之内。（《南岛纪事外编》1896年版）

　　山县有朋看了冲绳县令的报告，虽然心里什么都明白，但并不想因此而罢休，他强辩说：“虽然与《中山传信录》所记载的岛屿为同一之物，但这只是为了掌握行路的方向而已，别无些许归属清朝之证迹。而且，一如岛名，我与彼各异其称，又是接近冲绳县所辖宫古、八重山等无人岛，因此只要冲绳县加以实地勘查，建立国标之事，当可无碍。”（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第119页）山县有朋堪称对外扩张的急先锋，全然不顾钓鱼岛的历史和实况，竟要一意孤行。但毕竟事关重大，内务省也不能单独决定，于是行文与外务省会商。10月21日，外务卿井上馨答复如下：“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此时若公然骤施立国标诸策，则易为清国所疑。窃以为目下可暂使其实地勘察，细报港湾之形状及有无开发土地、物产之望，建立国标、开发诸事可留待他日。此次勘察之事，不宜见诸官报及报端为上，万望以之为念。”（日本《钓鱼岛：历史与主权》第101页）井上馨的观点比较接近冲绳县令的报告，但同级之间的会商说得更直接一些，“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的关键话语虽是引自中国报纸，但未作任何否定，实际上是认同的，并以此为由反对“公然骤立国标诸策”。这时，以侵略中国为重点的对外扩张政策已经成为日本的主体国家战略，统治集团内部早已形成共识，井上馨自然不能例外，他之所以当时不赞成对钓鱼岛动手，只是因为“易为清国所疑”，是从策略考虑的。

　　井上馨的答复中提到清国报纸的报道，这个细节应该引起注意。这说明日本政府心里很不踏实，在钓鱼岛问题上十分在意中国的态度，随时观察着中国的动向。当时中国报纸上有关钓鱼岛的报道很多，例如9月16日上海的《申报》登出一条消息，题目是《台岛警信》，文中说：“有高丽传来消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国旗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台岛警信”四字大有深意，准确反映了钓鱼岛是台湾所属的历史实际，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对钓鱼岛的关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