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轻信到决裂：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中华网--新闻中心

　　

　　轻信——放松警惕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登上了北上的轮船。在船上，送行的人继续劝阻孙中山北上(因发生张振武在北京被袁世凯捕杀事件)。但孙中山说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世凯，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那么孙中山先生目光究竟如何呢？

　　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当即拜访袁世凯；次日，袁世凯也作了回拜，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孙中山在京期间，袁世凯极尽其两面手法，对孙中山耍尽了手腕。27日，孙中山又与袁世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孙中山每提出一项意见，袁世凯都诺诺连声表示：“贵论宏大，可以参考。”而且极“恳切”地说：“待国会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他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共谋社会上的事业了。”当孙中山提出要让他连任总统，担保十年不换总统时，袁世凯居然一本正经地说：“孙先生，你这不是越谈越远了吗？我只能勉强维持到国会选举新总统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我请求你放我回到洹上村去，做个太平盛世的老百姓。”言辞如此恳切，怎不令人感动。孙中山决定到北京“一试(吾)目光”，最终却被蒙住了双眼。

　　会谈结束以后，孙中山又发表谈话：“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有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为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另外，孙中山在袁世凯欢宴席上的答词中说：“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

　　孙中山在27日与袁世凯会谈之后，他认为袁世凯“绝无不忠民国之意”，而且“最崇拜袁总统”，在欢宴席的答词最后，孙中山居然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这反映了此时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好感和信任。

　　此外，孙中山在多次答记者问中也给袁以极高的评价，这也反映出这时孙中山是信任袁世凯的。在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另外，在答记者黄远庸问时，孙中山也作了极信任袁世凯的回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是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

　　也许有人会说孙中山以上的言行只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其真实思想。我们假设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孙中山在非公开场合所言总该不大受此羁绊。

　　9月6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也。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地方之意见。”

　　这则材料不难佐证孙中山到京以后对袁世凯的轻信。甚至以为张振武被杀与袁世凯无关，认为袁世凯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中山已深深地被袁世凯迷惑了。

　　孙中山在l0月19日致电袁世凯：“民军起议(义)，达到完全目的，列强从未干预，实驻京英使朱尔典调停之力，请给勋章酬劳。”

　　从这则材料看，孙中山以为革命已达到完全目的，意即袁世凯政府即是完全民国政府，是符合孙中山的愿望的政府。他认为，朱尔典出了不少力，使“列强从未干预”，要求袁世凯酬劳朱尔典。对于这个要求的对错我们不作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孙中山是满意于现政府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就自己孩子留学美国之事亲自致函袁世凯。

　　1912年12月17日，孙中山致袁世凯的信中说：“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则窃有一事奉告：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媳陈氏又有二女名及、，旨在美洲中学，据留学章程，后三人尚无官费之资格。欲阁下特别待遇，饬有司准许此四人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文之私累太重，文感且无既矣。”这则材料本身并没有说及孙与袁之关系，但它从另一个角度是可以作为孙中山信任袁世凯的旁证的。倘若说孙中山仍然怀疑袁世凯，他是绝不会向袁世凯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他之所以提出，也就表明了孙中山这一时期对袁世凯信任是有一定基础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在去北京之后，由于袁世凯的两面手法，轻信了袁世凯，未能清醒地认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将其视为中国“难得”之能人而加以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也使袁世凯能够充分地准备对革命派的反扑。直到1913年3月25日他在日本得悉“宋案”事件的发生，才对袁世凯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举起了反袁的大旗，领导了“二次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