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徐向前拥护中央北上(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1931年，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时徐向前则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这对“搭档”在历史的大潮中决裂，各奔前程：一个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另一个投敌叛变、最后在国外凄凉死去。这里讲述的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拥护中央北上决策，但又不愿将四方面军拆为两半。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他面临着选择。

　　徐向前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在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他的意见，有时还用各种手法贬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感到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等在感情上、性格上也合不来，总是感到压抑、不愉快。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希望借两军会师的机会，能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为徐向前元帅授勋
　　徐向前憧憬着两军亲如兄弟般的合作，憧憬着离开张国焘后的愉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师的欢乐是如此短暂，美好的前景转瞬即逝，两大主力红军会出现裂隙。

　　曲折的起因是张国焘不可抑制的野心。客观地说，张国焘对于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会师之前对于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从的，但是当他一旦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得知一方面军不足2万人之后，他就开始不安分、不平静了。他拥有4倍于一方面军的实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主人。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到四方面军慰问。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公开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因事出突然，又事关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未等中央答复，张国焘又令陈昌浩致电中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与此同时，中共川陕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对于会师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带兵在前线担任开路先锋的徐向前还蒙在鼓里，他还在幻想早点脱离与张、陈搭档的尴尬境地。

　　一日，他与陈昌浩交谈时正式透露：“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陈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问道：“那你呢?那你准备干什么去?”

　　徐向前诚恳地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

　　“你先别考虑这件事。”陈昌浩坚决不同意。徐向前并不为陈昌浩的态度所动摇，拿定主意要走。

　　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赤裸裸的要权，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讨论。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将士一同北上，大多数领导同志同意作适当让步。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眼界要比一般人高出许多，他考虑得更深、更远、更周详，特别是在把握未来的走势上有着惊人的预见性。他说：“总书记的职务不能让，要让就让军权吧!”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英明的。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对中央军委领导成员进行调整，任命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作出明确的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上述决定反映了党中央促进两军团结的精神，从中也可以体现出毛泽东过人的气量，张国焘却把中央的让步视作自己个人的胜利。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朱德的平易，彭德怀的直率，周恩来的敏锐，张闻天的博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感受最深的还是毛泽东。

　　在徐向前打量中央领袖时，毛泽东等人也在观察徐向前。由于两军会师后产生了一些龃龉，特别是张国焘、陈昌浩已分别向中央提出强硬要求，其中也涉及了徐向前的职务问题，所以，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人在与徐向前接触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对徐向前在创建和壮大红四方面军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徐向前是孵化和带大四方面军的“母鸡”。见面时，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发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徐向前对于张国焘一再节外生枝也很不满意。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又谈到与中央的争执和不满，徐向前直率地说：“你们说的这些事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打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