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中华网--新闻中心

　　作者：悍马狂飙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这件事情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

　　会昌（841年--846年）这是个令中国的佛教徒们胆战心惊、永远不会忘记的名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宗教迫害运动--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其他三次都是在国家分裂时期，惟独这一次是在国家大一统时期，中央皇帝与地方大臣联合绞杀佛教，从程度和范围上比其他任何一次对佛教的打击都要更大。大和尚们用颤抖的手记录下了这个让他们永世不忘的事件--会昌法难！

　　会昌灭佛虽然只是短短六年时间，但其灭佛的根由早在“安史之乱”的时期就已经种下，更早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唐初年，唐朝皇帝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之时。

　　历代的皇帝都免不了为自己拉虎皮作大氅的习惯，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唐初更有了现实的理由，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制度虽然到唐初已经衰落，但是社会影响力依然相当大，李唐皇室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干脆直接找到道教的始祖李耳为祖先，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便有了相当崇高的地位。李唐皇帝还有一个毛病，特别希冀长生不老，鼓吹服食丹药而得神仙长生之术的道教因此更加大受欢迎，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唐王朝先后居然有六位皇帝--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宗，为求长生而服丹药，结果“暴崩”，求长生而促其死，以身殉仙。

　　武宗就是一个非常迷信道教长生之术的皇帝，在位时期，崇道和排佛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一部分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道士编造谶语，极为阴险地散布“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解释说“十八子”就是李唐皇室，“黑衣”则是僧人，还说什么望仙台之所以看不到成仙的道士，就是佛教的黑气阻碍了成仙之路。这两个刁状告得极准，使得武宗灭佛后期越来越严酷，道教与佛教的冲突，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是会昌法难的直接原因。

　　不过，灭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问题。说起来这四次灭佛事件都如出一辙，宋代宗颐禅师就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佛教的过度泛滥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影响。本来，唐代诸帝对佛、道两家都是采取利用的态度，但武后时期大兴佛教，佞佛泛滥，和尚们本来应当艰苦修为，现在都坐拥大量地产，成为了大地主。中宗时的韦嗣立、辛替否就尖锐地提出大兴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财政上的支出，使国家府库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灾害年月，寺塔不能解决众人的饥饿。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禅宗六祖神会做了把交易，让神会可以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数量由此失控，而且其间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地一些寺院成为大乱后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对此，、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从佛教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前两次灭佛运动的实际效果其实并不大，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并没有继承他们的毁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很快恢复了禁毁前的状况，而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上升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抵消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