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怵之后急转向　姚文元与胡风的恩恩怨怨(图)--中华网--新闻中心

　　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姚文元本是著名左翼文人胡风的崇拜者，然而在1955年，姚文元却突然成了批判胡风的急先锋，这到底是为什么?从姚文元与胡风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后来人生道路的必然性。

　　不入门的“学生”

　　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19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姚蓬子便与鲁迅、胡风、田汉、夏衍、冯雪峰、潘汉年、丁玲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后来，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了叛徒，但后来他隐瞒了这一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姚蓬子在重庆办作家书屋，仍以左翼作家的面目出现。那时，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主要以出版进步书刊为主。这时，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仍然很好。

1980年的胡风先生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文元1岁时，便由姚蓬子抱着去见过鲁迅，鲁迅还为此写过一首诗。这一点后来也成了姚文元的“资本”。“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当他后来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那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出版者、崇拜者，自然经常在他儿子姚文元面前提起胡风。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与胡风这样的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不上话。于是，性格内向、喜爱读书的他每天从学校回来后，便躲在自己的屋子里读作家书屋出版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最爱读的，就是胡风的书。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他不止读一遍，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胡风的思想、文章风格、写作笔法等，都在姚文元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那个时候，姚文元也经常跟着父亲去胡风家，还常常奉父命去胡风家里送校对稿、送清样、送书。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上海的姚蓬子仍然办作家书屋，姚文元则进入上海大同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入沪新中学读书。此时的姚文元仍是胡风著作的热心读者。19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党后，更热心读胡风的书了。他的书架上摆着胡风的书，桌子上放着胡风的书，偶尔出门，手里仍拿着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的关系好，了解胡风是文坛大家，自然支持儿子读胡风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姚文元进入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业余时间仍经常读胡风的书。不过，此时他读胡风的书，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从前，他只是在崇拜的心情下学习胡风的思想、文风、笔法，现在，他读已经成为中国文坛巨星的胡风的书，是为了研究胡风的思想，通过对胡风思想的研究，走上成为文艺评论家的道路。

　　姚文元下决心要成为胡风不入门的“学生”，自有他的考虑。在这些考虑中，有三个因素是主要的：一来姚文元自从少年时代接触胡风后，就是胡风的崇拜者，对胡风的思想和笔法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二来胡风过去与鲁迅关系密切，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曾经把胡风当作鲁迅的继承人来看待的，胡风由此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在中国文学艺术界树立了领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会得到胡风的赞许，他个人也会由此捞到好处，至少会为自己跻身文艺界打开一道门。三来青年姚文元立志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从研究文艺评论大家胡风的著作入手，是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条捷径。

　　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姚文元的口才并不好，说话慢吞吞的，像是说一句想一句的样子。尽管这样，别人也愿意与他交谈。姚文元的这一长处，也引起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经他推荐，1954年底，一向有重视文化工作传统的卢湾区委宣传部决定：让地位并不高(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

　　青年姚文元获此殊荣，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在讲稿中，他是把自己置于胡风“学生”的地位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胡风，已经不是抗日战争时期作家书屋座上客的胡风了，不仅他姚文元攀不上，就连他的父亲、曾经是胡风老朋友的姚蓬子也攀不上了。他这个胡风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入门的“学生”。

　　惊怵之后的转向

　　就在姚文元热心当胡风不入门的“学生”时，中国文艺界却响起了一声炸雷：胡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

　　1954年，胡风深感中国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不提出解决，会妨碍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于是，当年7月，他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份30多万字(后来被称为“30万言书”)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还对当时主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批评。胡风的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错误的、反动的；胡风向中央直接写报告，也被认定为是不正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开了8次会批判胡风，周扬在会上还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对胡风的批判，并没有使胡风服气，他在会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交了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

　　当时中央还只是要对胡风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到1955年4月，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中宣部把这些信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报送中央。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55年5月13日、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按语，将胡风及其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