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在毛主席身边装窃听器杨尚昆蒙冤阴谋反党--中华网--新闻中心

　　
　　在蓝湛湛的晴空下，一座连绵不绝的山峰上，兀自立着一座宝塔。澄澈见底的延河在山边潺潺地流去。越过河滩，在东边的山头上是一排又一排窑洞，其中山沟里有一座砖木结构高耸的杨家岭大礼堂，灰砖黑瓦，十分醒目。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每到夜晚，窑洞里放射出点点灯光，像是天上繁星一般。

　　在敌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领导下，我做为八路军战士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将近四年，回到延安住在延安文协（即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山上窑洞里，经常在窑洞平台上和丁玲、艾青、欧阳山等聊天，文协对面不远就是杨家岭。第一次见到杨尚昆同志是在杨家岭，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穿着一身普通八路军战士的灰布军装，令人看不出来他早在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年。1931年回国，先在上海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到苏区瑞金，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军团政委，参加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我在文协和创作之家写作不久，由组织上调我和艾青、杨朔到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学习和“拯救运动”。整风学习尚未结束，1944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调我到重庆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担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和谈前夕，周恩来同志又派我和夏衍、冯乃超同志先后赴香港南方分局香港工委所属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上海解放，我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部长由陈毅同志兼任。我代表华东局统战部出席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才又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其间，关山阻隔，各处两地，二年左右，没有见到我敬仰与怀念的杨尚昆同志，在北京又见面，内心十分喜悦。

　　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期间，在陈毅同志亲自领导下，我参加上海“三反”、“五反”斗争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利用参加工作的亲身经历，我构思撰写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小说第一部，第二部出版后，我曾寄赠尚昆同志审阅指教。尚昆同志虽然长期担任军事方面工作，但对文艺也有浓厚兴趣。1959年9月，经陈毅副总理推荐，周恩来总理调我到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委员和中央对外文委党组成员，兼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会长是楚图南。在北京，我和尚昆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他认为共产党取得一个国家政权以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是个重大问题。苏联共产党取得苏联政权后，列宁曾经设想以赎买政策解决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因受帝国主义国家包围，才采取没收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采取政策——按其资产总值每年付息百分之五，从解放初期算起，大约二十年左右付清。这是创举，解决问题，富有国际意义，《上海的早晨》送党中央周恩来和陈毅副总理阅视，陈毅副总理曾在外交部党委会上说：每位出国任大使的都要看看《上海的早晨》，才好向外国介绍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尚昆同志对《上海的早晨》看的很仔细，他曾问我：“小说中工商界人物似曾相识，他们的性格和面目仪容，仿佛都见过，很像×××，却又不完全像×××，希望我告诉他徐义德、潘信诚、马慕韩、冯永祥、江菊霞、林宛芝等许多人物，究竟是谁？我在尚昆同志面前不得不将书中人物的模特儿原型和盘托出，徐义德是×××、潘信诚是×××、马慕韩是×××、冯永祥是×××、林宛芝是×××……尚昆同志又问：经我提出模特儿原型，他恍然大悟，看上去如你所说：确实像×××其人，但为什么又不完全一样？好像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我点头称是；创造典型人物不能只靠一个模特儿，要观察综合，研究更多模特儿，才能创造一个典型人物。他赞赏我写《上海的早晨》时下的艰苦努力。

　　在一场空前浩劫的前夕，杨尚昆同志受到误会,1965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通知杨尚昆去广东工作。他写信给毛主席：“办公厅工作，我已同汪东兴同志谈过两次，昨天又约汪东兴、田家英、曾三、李质忠等同志开会作了交代。今天已在办公厅厅务会议（有办公厅多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练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予指示和鞭策。

　　我打算把办公厅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陕西省长安县原来我蹲点的大队（牛角村）看看，听说那里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棉收成比去年增产40%以上；本月底即去广东省工作，近几天来因风湿性背痛正在治疗，还有几天才能走。

　　在去广东之前，如果主席有空，我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批评指示。”

　　第二天，毛主席接见杨尚昆，据杨尚昆同志回忆，谈话内容主要如下：“那天去见毛主席，他就问我：你出去到哪里了？我说，我到广东去。他说，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你给我写个报告，提点意见，第二，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你给我理顺一下。就这么调查研究任务。他当时还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我已经决定，你去两年到三年，你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打架。我知道有些架打得是很厉害的，我当然回答说这个任务是很大一个任务，可能完成不了，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日记》下册，685-6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几天以后，他到西华厅，同周恩来总理谈话说到毛主席交待的任务，他说：照目前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说，不至如此，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