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周厉王杀人止谤最终被人民赶下台--中华网--新闻中心

　　
　　在我国夏、商、周三代，并没有诽谤罪。那时候，“诽谤”二宇，原是个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都曾说到，远古的帝尧、帝舜时期，曾经在皇宫门口，竖起一根“诽谤之木”，木头上钉有一块横板，专供百姓在上面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据汉儒郑玄之说，诽谤之木亦即后来皇宫门前的华表，亦即今日天安门前的华表，所以华表上仍有一块横板。

　　儒家经典《国语》一书中的《周厉王杀人止谤》一文，也明确地认为，百姓诽谤天子周厉王，即对周厉王的政事提出批评，是一种合法的权利，周厉王把诽谤自己的人杀掉，是完全错误的。周厉王不但生前被民众赶到国外去，就连死后被谥名为“厉”，也是对他的严厉评判。

　　“诽谤”二字，从褒义词转化成为贬义词，则是从秦始皇当政时期开始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天下后，丞相李斯上书说，皇上已经统一天下了，

　　但是，还有许多治私学的人，对皇上的诏书不服气，“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应该加以禁止。秦始皇批示：“可。”从此就有了诽谤罪。秦法，犯诽谤罪者，在斩首之前，还要先割掉舌头。“诽谤”二字，也就从此成了贬义词。

　　汉承秦制，汉皇朝建国伊始，诸事草创，基本上都是模仿秦代朝廷制度。相国萧何将秦法稍加删节，就成为汉法，所以秦代若干严刑峻法，包括诽谤罪，在汉初都保留进汉法了。

　　汉文帝为了听到治理国家的不同声音，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下了一道取消诽谤罪的诏书，诏书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贤良，指推荐上来的人才)?其除之。”“民或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民众共同诅咒皇帝，其后又相互揭发出来)，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后，有犯此者勿听治。”

　　汉文帝不但将取消诽谤妖言之罪，与推荐上来的人才能否畅所欲言联系了起来，以鼓励臣僚与人才直言政事；而且对百姓诅咒皇帝都不再治罪，这样的胸襟，出于一个封建皇帝，无论如何是了不起的。

　　取消诽谤罪的做法，与廉政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将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思想，作一简要介绍，才能说得清楚。

　　先秦百家，扼要而归纳之，实为两大派。一派是法先王的，如儒、道、墨等等，以儒家为代表；一派是法后王的，如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以法家为代表。

　　后王们、亦即春秋战国的那些霸主们，争战不休达几百年。所以，法后王的学派们，是一种适应于战时体制的学术。作为对比，法先王诸学派，则是从夏、商、周三代的和平时期历史条件中概括出来的学术；乃是和平时期如何做到长治久安的学术。

　　我们看《史记．商君列传》，商鞅相秦孝公时的第一次变法，以军功定爵赏，严密户口制度、防奸告密制度，重农抑商、国家控制战略物资以保证军用的粮草供应，严刑峻法、令出必行，等等，这种种措施，加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于是，军情紧急下的将、帅独断，乃转化成为全面性的君权独断。而战争时期必然要控制舆论的规律，反映在法家理论上，也就成了商鞅、韩非等人禁绝百家的观点。

　　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思想，主要出于儒、法两家。从内容上来看，在他律方面，法家从君权独断、君主必需督责臣僚的指导思想出发，发展了比较系统、完备的对臣僚的监督理论与措施(简称臣权监督)。但是，法家的主张君权独断，却又注定了其臣权监督的不彻底性：与君主关系特别密切的三类人，即参与中枢决策的大臣、宗室外戚、佞幸，往往由于得到君主的特别庇护，而成为臣权监督的真空地带。而儒家呢?正好是主张实行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也包括舆论监督(儒家经典《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中；保存了三代时期大量的有关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的历史素材。)因此，也可以说，儒家思想正好补上了法家缺乏他律理论、措施的这个重大弊病。

　　法家思想中，不仅有战时体制的内容，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内涵，就是法家为适应那些战争当中扩大了领土的国家的需要，创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理论。《史记．商君列传》所记载的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加上其后秦皇朝实行的修筑驿路、统一文字·等等，都是改分封制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关键性措施。但是，商鞅、韩非们这些后期法家的理论体系中，由于历史局限，不善于区别封建中央集权制与战时体制这两种其实并不相同的理论形态；而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更是把它们一锅煮，一古脑儿都混入秦代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皇权制度之中了。于是，商鞅们的战时体制的专制理论，例如君权独断、禁绝百家、严刑峻法等等，便由此混杂进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从此肆虐于中国大地。

　　汉初“马上得天下”的君臣，总体上理论修养偏低，所以，汉承秦制，秦代将战时体制混入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初君臣继承下来了。我们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汉文帝的取消诽谤罪，就能发现，汉文帝、贾谊君臣，确实是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因为汉文帝的取消诽谤罪，是从征召具有治国见解的人才来朝廷，帮助皇帝制定方针大计出发的，这就在决策问题这个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点上，实践了君权制约；而取消诽谤罪，则又有利于自由议政、实行舆论监督。也可以说，汉文帝正是在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也包括舆论监督这个根本点上，以儒家思想补正了汉初君臣在政治体制方面基本上全盘照搬秦代制度的弊端。这一来，在他律问题上，汉文帝的指导思想，就较为完整了。

　　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著名治世，都是贯彻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较好的历史时期，所以在这两个治世中，廉政举措也特别彻底和有效。

　　由此可见，这道取消诽谤罪的诏书与廉政的关系，虽是间接的，但其作用却又是巨大的。《汉书．文帝纪》说，汉文帝时“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这就是说，整个汉文帝当政的二十三年中，包括官僚与民众的犯罪情况在内，总共只有数百个较大的刑事案件。“刑措”，是古代的一个政治名词，意指虽有刑法，却搁置不用了。如果某个朝代连诽谤皇帝都不得治罪，那么，朝野士人、民众对各级官僚的议论，就会更加无所顾忌。这就为对官僚的舆论监督，创造了一种极为有利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廉政的促进作用，显然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