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般的生活朱德女儿纳粹集中营的恐怖回忆--中华网--新闻中心

　　
　　记忆中的父亲是一幅悬赏图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见到了陌生且思念的父亲。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为国共两党合作和共同抗日等谈判工作，穿梭延安和重庆之间。他利用共产党在重庆办事处这一合法的机构，千方百计寻找红军转移北上被留在白区的革命后代。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1926年春天出生在莫斯科。我刚刚满月，父亲朱德便奉中央命令，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在我记忆里，父亲是成都街头一幅两万大洋悬赏告示图。外婆悄悄告诉我，那上面画的朱德就是你的父亲。蓦然，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想见到他……这大概是血亲天然相通的感觉吧。

　　

　　1940年冬天，我在周伯伯和邓妈妈的安排下，和好多孩子一起到了延安。远远地我就认出了父亲，他身穿八路军军装，两腿打着绑腿，很魁梧，站在一个高高的黄土墩上看着我们。父亲也一眼认出了我，只见他跑了过来，一把抱住我。那时我还小，看不出父亲激动的表情。现在想想，爹爹当时是多么的激动啊。原来我还想说几句问候爹爹的话，可是在爹爹的怀里，却哭了……

　　父亲用大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不哭啦不哭，现在应该笑啊。要知道啊，好多的娃娃都没有活到看见爹爹妈妈的那天……”

　　14岁才认识自己的生身父亲，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最难忘的事情，也是最伤心的事情。

　　有一天，爹爹问我，长大以后干什么？我说，和你一样，当八路军。逗得爹爹呵呵地笑。他告诉我，打败日本鬼子，我们要建立新中国，那里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你现在还小，要学习文化。他告诉我，准备将我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那是专为收留共产党国家孩子而开办的国际学校。

　　这次同坐苏联轰炸机去莫斯科的还有毛泽东的4岁女儿娇娇(李敏)，她到莫斯科和母亲贺子珍团聚。

　　飞机在延安机场起飞了，我赶紧望机窗，看见父亲和康克清妈妈，还有毛泽东伯伯站在跑道边上，仰头望着空中，飞机几个盘旋，大人很快就成了黄土丘陵上的一个个黑点。

　　父亲渐渐远了，延安渐渐远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岁月却渐渐地临近……

　　父亲在中国指挥抗战，我却被法西斯关押在集中营里，父亲为我起的化名，使我幸免遇难。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来自东欧国家，父辈都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有烈士的后代。来自多国的孩子们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很好的照顾。

　　我离开延安时，父亲叫我学教育，学成回国能教育更多的孩子，并立了军令状，学业不成，不要回来见父亲！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以后不要叫朱敏，叫赤英，意思是红色英雄，赤又通朱。”

　　我不像父亲那样高大结实，从小跟母亲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生母被国民党杀害后，外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抚养我，所以我发育很不好，体质也差。因为我实在不像14岁的孩子，充其量只有12岁。虽然莫斯科是我出生的地方，我还是水土不服，先是气管炎，后来发展到哮喘。6月莫斯科，天气依然很冷，为了让我早日恢复健康，儿童院将我送到苏联南方的夏令营疗养。

　　到了温暖的南方，我病情减轻了许多。可一夜之间，温暖的6月变成了血腥的6月！

　　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

　　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

　　没有多久，我们十多个夏令营的孩子被德国鬼子塞进闷罐火车，押往德国境内。火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挤在臭气熏天、瘟疫蔓延、死人病人成堆的囚车里，我都麻木了，不知道哭泣，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死活，直到下火车，站在刺目的阳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晃动，这才相信自己还活着。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我眼睁睁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拿走了父亲送给我的派克钢笔，那是父亲给我的惟一纪念。我不知哪来的胆量，悄悄将一枚列宁胸章含进嘴里，我不想再失去这个国际儿童院的纪念。这个能带来杀身之祸的举动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以后，这枚胸章成为我的希望，期盼有一天能从这个城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

　　晚上，月光照在囚室的窗棂上，我用手掌摩挲着胸章，只有这时我才能拿出来摸摸，慰藉自己：明天或许就会自由了，明天或许战争就结束了……然而，天一亮，所有的明天又化为皮鞭、做工、吃发霉的黑面包。

　　对明天的期盼和明天的无情整整伴随我在集中营渡过了4个寒暑。

　　我被押送纳粹集中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失踪，让斯大林操了不少心，在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收复沦陷区时，他亲自下达指示：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总司令的女儿。到收复最后一个沦陷城市也没有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