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国民党残渣遭迫害还有多少抗日将士被遗忘--中华网--新闻中心

　　知名作家、《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在《法律与生活》第8期撰文说：今年6月中旬，《竞报》记者杨薇采访了我。
　　
　　由于我在调查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所以，我习惯性地向一切可以调查的对象展开调查。
　　
　　我问杨薇：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士？祖辈是不是亲历过抗日战争？杨薇明确回答：“从不知道爷爷、姥爷的任何身世。”杨薇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在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那里风光秀丽。
　　
　　我想知道的是：杨薇的爷爷或者是姥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卷入反侵略战争了吗？杨薇还是摇头，回答：“丝毫不知道。”
　　
　　于是，我们一起给杨薇妈妈打电话。杨薇的妈妈姓侯，她在电话中说：“父亲叫侯烈，从1937年的淞沪抗战一直到1945年在台湾台北市缴无条件投降的日军枪械，侯烈从少校军官当到少将军官，他一直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与侵华日军血战！”
　　
　　侯烈，1913年生，湖南湘西凤凰城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烈像许多中国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他于1934年春，被湖南士绅、国民党新编34师师长陈渠珍送到南京中国陆军辎重学校应考，被学员队第二期录取。当时，学员队的队长是杜聿明将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侯烈已经是驻浙江的中国政府军128师辎重营的少校营长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侯烈所在的部队马上奔前线去参加战斗。淞沪抗战中的嘉善一役，少将侯烈身负重伤。伤愈后，侯烈一直奔波在抗日的第一线。
　　
　　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公会堂接受日本驻台“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标志着日本在台湾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随70军进驻台湾的侯烈少将，以技术军官的面目参与了侵华日军在台湾的投降仪式。
　　
　　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召开全国特种兵将校会议。会议的要旨是：撕毁《双十协定》、《政协会议》，要在3~6个月内肃清共产党军事力量。
　　
　　参会的侯烈一直心情沉重。1947年，侯烈拜访邵力子先生和张治中将军，表达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信念。他们为侯烈指明两条道路：要么，高官厚禄、升官发财；要么，携家眷潜返故乡，从此销声匿迹。
　　
　　1948年初，侯烈携带家属悄悄回到湖南湘西的凤凰城，从此还真是隐姓埋名当起了田中的菜农。
　　
　　1949年，挥师南下的解放军找到务农的侯烈，要求他出面力促湖南军阀陈渠珍放下武器，步程潜将军后尘配合解放军和平起义。侯烈挺身而出，说服了陈渠珍率十万地方军队放下了武器，接受了改编。
　　
　　杨薇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杨薇呢？
　　
　　某日，我带着百般的不解心情迎接从湘西前来的侯烈先生长子侯正文先生。他诉说了为什么不告诉杨薇的理由。1950年，侯烈先生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以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原来，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侯烈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被关押。1967年，侯烈的一子三女全部被押送、下放到湖南老家劳动，北京没有了住房。
　　
　　“文革”中，侯烈的子女上学、参军、进城工作、入党等等全部成了泡影。1976年，侯烈先生被放了出来。1989年，侯烈先生与世长辞。
　　
　　杨薇记者曾经对我说：“我作为一个在人民大学学习油画的大学生对抗战史都不太清楚。我在采访你之前是经过好好学习后才来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北京《竞报》的杨薇应该是十分敬业的。
　　
　　看来，杨薇的父老乡亲不把自己的家史告诉杨薇似乎也充满了道理。
　　
　　只是，把苦难告诉自己的孩子会影响孩子的善良心境？对此，我始终在思考———难道，我们的孩子是应该生活在面包和牛奶、鲜花和彩虹之中的？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抗战将士活在你和我的中间。他们都是耄耋老人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了他们。
　　
　　我不希望《竞报》的小记者不了解自己的家史。我们每个人家史的组合，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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