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陪都无可再退　抗战胜利碑更名解放纪念碑--中华网--新闻中心

　　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蒋介石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他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援的落后无知的政府。”

　　迁都

　　“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合会……”

　　重庆市人民广场看不到几棵树，阳光下，一排长长的台阶通往高坡上的三峡博物馆——那里曾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八年抗战的总指挥部——今天已片瓦无存。

　　1937年，这里是重庆市高级工业中学的校址，学校得到指令，用3天时间完成了搬迁，随后，工人们用一周将其改建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新办公地。

　　最先来到重庆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37年11月17日，年近70的林森带领上千名国民政府文武官员，在南京的晓雾中登上主席专轮“永绥舰”，溯江西航。

　　船抵武汉时，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期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1938年10月24日晚7时，武汉陷落前夕，蒋介石乘机撤离，不料中途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此时日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次日晨紧急飞离后，日军随即占领汉口。

　　就在蒋介石在武汉遭遇险情的当天，四川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在湖北宜昌开始了他的英雄事业：40天的时间里，24艘轮船和1200条木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先后将数以万计的伤兵、纱厂女工、难民和近20万吨的战略物资送往大后方。

　　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西迁计划早已有之，早在1935年，蒋介石视察西南时，一方面力促四川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另一方面对四川的地理环境进行认真考察。他构想，日本在华北发动进攻后，四川应作“根据地”。

　　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的山城重庆显然是个好地方。乾隆年间渝州简志曾这样评价：“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合会……”

　　“到重庆去！”国都南京失陷后，这句话传遍了大江南北。1300多家内地企业和40多所大学先后迁入，一时间党魁派首、文化名流、金融商贾、社会贤达云集，这座30多万人口的普通城市迅速膨胀到100多万人口。

　　事实上，从九一八开始，国民政府丢东北、丢华北、丢华东、丢首都，一路溃败，退到了重庆，已经没有地方可退了。

　　抵抗

　　“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蒋介石被认为对日本抱有极大戒心，可以追溯到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当时他正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的残暴行径令蒋深受震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然而，1932年，蒋介石面对外侮却在庐山会议中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最精锐的部队派去“根除赤祸”，后又将张、杨的东北、西北军调到陕西，准备彻底消灭长征中的红军。

　　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华北危急，“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蒋仍在9月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蒋经常用明朝末期的中国比喻当时的环境，他认为明朝的灭亡就在于崇祯皇帝注重防清，忽视了平乱，因此，要使中国不灭亡，就必须吸取明亡教训，即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5年，蒋介石已考虑到中日必有一战。但他在日记中居然认为，中国积弱已久，如贸然开战，国力“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必待国力提升才有把握……

　　蒋介石对前来拜访的英国人李滋罗斯公开说要找退路：“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中日战争猝然来临，北平天津轻易失陷，蒋介石开始恐慌：“敌人如果由河北打到山西，渡过黄河，由陕西南下四川，进而进攻云贵，再由西向东席卷……到那时，纵使我们有沿海各省，敌人可用海军封锁海口，形成数面包围夹攻，我们还有生路吗？”迁都重庆因此成为现实。

　　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一方面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