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第一人”张竞生一腔热血却被色情歪曲--中华网--新闻中心

　　

　　张超：对。由于在潮州干不下去，当年10月，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北上受聘该校哲学系教授，奏响了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丽的乐章。

　　田炳信：那是他比较开心的几年吧？

　　张超：算是吧。在北大，他讲授的主要课目有行为论、论理学（后改为逻辑学）、风俗学、相对论、孔德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论等。他很有见地地将当时译为“名学”（严复）、“因明学”（林纾）的西方论理学更名为“逻辑学”；又率先讲授性心理学，向青年灌输科学的性知识；还最先把卢梭的《忏悔录》译成中文出版。

　　田炳信：1922年4月，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MRS.MargretSanger）访华，应邀到北大讲学。校长蔡元培特地在《北京大学日刊》以头版头条刊登启事，并亲自主持报告会，由胡适任翻译，又特请了一贯主张节制生育的令尊作陪。

　　张超：我父亲曾感慨地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山格夫人这次访问对我国的节育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北大的讲演对知识界的影响更大。为了国家富强，我父亲也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太多。直至在上世纪50年代“阳谋”甚嚣尘上之时，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他仍敢秉笔直书。由于这个，再加上解放初期曾上书中央指外交“一边倒”不妥的旧账，他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后来是因为周总理及时指示在文史馆和参事室停止“反右运动”，他才没被揪出来。

　　田炳信：耿直执着的性格和坚持科学的精神，让他一生吃了许多苦头吧？

　　张超：他对人生许多事，从哲学的高度看得很透。在《性史》风波前的1922至1927年间，北大的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下设有5个研究会，父亲发起并任“风俗调查会”主席，研究风俗，首创并开讲“风俗学”课程，该会与周作人任主席的“歌谣研究会”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先驱。

　　掀起中国首场爱情大辩论

　　田炳信：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你父亲倡导的节制生育当时虽因不合国情而受到抨击，可是在北大这块土地里，他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张超：这段时光不长，当时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的，我父亲将这些学说统称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当时，我父亲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文刊出后，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位读者撰文参加讨论。持异议者居多，也有拍案叫好的，颇为轰动。

　　田炳信：这场辩论可说是中国第一场爱情大辩论。

　　张超：可以这么认为，这些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超前的，我父亲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明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亵渎了神圣的爱情，须知爱情的精髓是情感，那些以为一纸婚书在手，男的就可以视老婆为私产、女的则“嫁鸡随鸡”之人，实不知情为何物。只有用进化的爱情观对待，才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才会有美满的爱情。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时至今日，“爱情定则”的内容早已被实践并大大丰富。

　　出版《性史》举国震动

　　田炳信：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你父亲的思想是没有机会闪光的。

　　张超：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连鲁迅先生都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这只能说明他的思想太超前了。

　　田炳信：哪些主张你认为是超前的？

　　张超：比如他在《美的性育》一节中指出：“美的性育的精髓是要达到天人之间的灵肉一致的奇妙效果”，直言不讳性爱的首要功能已进化为享乐，但反对登徒子式的纯肉欲消遣，也即现在常说的要先有情才有性。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则完整地反映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认为经济上应当学美国的组织法；纪律上应学日本军国民的组织法；思想上必须有一个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而且应当放在首位。如提倡实行以男女情爱为根本结合条件的情人制代替婚姻制。他还大胆断言，婚姻制压抑了人性，造成无数怨偶，因此婚姻制必定逐渐消亡。

　　此外，他还提出“新女性中心论”，以美治代替法制，用爱与美的一致来反对迷信及重塑国民性，生活尽量返璞归真，热爱自然，晚婚晚育及限制生育等。这些构想明显带有他推崇的思想家卢梭的痕迹，也有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影子。这些主张在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觉新鲜和有现实意义。

　　田炳信：《性史》一书的出版可说是当时社会多种力量运作的结果，却令他身败名裂。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

　　张超：1925年寒假，父亲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新奇启事：《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破天荒地公开征集个人“性史”，一时轰动京华学界，响应者不乏其人。他从数十篇来稿中挑选了7篇，配序并为每篇加上科学的按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由“性学社”印行。这是一本不足150页的薄薄小册子，作者都是当时北京的大学生，坦述自己性知识的启蒙和性爱经历，是供科学研究的资料性读物。现在国内已无法找到原本，倒是在美国一些著名学府还能找到其踪影。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将其译成日文，并称之为“中国真正的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