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听中央首长大报告只叫你“听”不叫你思考--中华网--新闻中心

　　1955年，我进北大读书，能常常听到首长的大报告。北大的报告有它自己的特色：第一，报告多，隔三差五，一个学期能听到好几次大报告；第二，报告人的身份高，很多是中央首长。据说，1952年，马寅初上任北大校长时，毛泽东曾找他谈话，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马老说：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以后我请谁到学校里去作报告，可要得到保证！”毛泽东笑着说：“这条我保证！以后你想请谁，我就保证他随叫随到！”果然，后来马老陆续请来许多中央首长作报告。这大概就是北大大报告的特色的由来。据说，马老到北大的当年9月，就请到周恩来总理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从下午2时开讲，整整讲了五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大报告。

　　我在校时，曾听到过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是讲经济建设形势。那时像他这样的中央首长讲话，主席台上没有坐许多陪客。马老迟到了。他说一口浓浓的绍兴官话，自称“兄弟”，对副总理则直呼其名，曰：“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吃了一些老酒，来迟了。今天请李富春来作报告……”一句话就引来台下一片欢笑声。他老人家耳朵有点背，每次举行报告会，就自己搬过椅子，紧挨着报告人的左侧坐下认真听讲。

　　我还记得胡耀邦也来校作过报告。他是当时团中央书记，好像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不久。他非常健谈，也非常诙谐，对青年学生讲话，一句套话官腔都没有，都是生动活泼的口语和事例，不断赢得大家的掌声和笑声。讲到兴之所至时，他忽然就地旋转了一圈，说：兄弟不满五尺，貌不惊人，但到国外，(在联欢节上)却受到外国朋友特别热情的接待和尊重，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国际地位高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者，代表……哗！又是一片掌声。

　　这些大报告，与当时的形势往往紧密相连。到了1958年时，中央号召拔白旗、插红旗，对知识分子态度大变，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这次是陈伯达来作报告，中心就是宣传“厚今薄古”，批判有理，大讲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这是引用、发挥列宁的话；然后引申出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的福建话很难听懂，说了半天，几乎什么都没有听清楚；只记得了这一句，倒是关键的一句：要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搞大批判，要大“破”。

　　陈伯达谈到这场批判时，强调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而且要从学术思想批判，那是掘资产阶级的“祖坟”(中国人是很忌讳这句话的，以为极狠极毒之语)，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仗的本钱都批掉了，他们也就翘不了尾巴了。

　　新来的副校长陆平到任时，正好碰上大跃进，给全校作大报告，有些话不仅使我当时震惊，而且终生难忘。他说，现在学生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出教材，这些老教授们还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以后就不能再上讲台了，但可以搞个编译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又说，现在形势发展那么快，再过一年零几个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个人主义、老一套生活方式都不行了。私有制社会的家庭形式，也要改变，将来就是发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平时忘我劳动工作，过集体生活，夫妻也只是到周末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家庭形式……这使人们想起了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二三年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又是双反运动(反保守、反浪费)，大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又是大跃进，又是三面红旗，又是反右倾，学校里几乎没有好好上过课；或是发动学生贴大字报，批判老教师；或是下乡收庄稼，在学校里炼钢，去十三陵工地修水库；或是所谓搞集体科研，从刚进校门的一年级同学开始就让写书编教材……老教师都成了资产阶级，被批判对象。学生自己能编书了，还上什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