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副总指挥伤心记忆：大兴安岭好大的一把火--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深谈系列

采访人物：董智勇，原林业部副部长，大兴安岭火灾前线副总指挥。1987年6月底被撤消林业部副部长职位。
时间：2005年4月11日
地点：北京和平东街12号

董智勇：大兴安岭好大的一把火

做为一名记者，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在新华社做记者，那是一个银龙飞舞、闻鸡起舞、天动地摇、翻江倒海的时代，每天都有大事件，每天都有大新闻，每天都有大名词，撞入视野，敲击耳鼓。时间一久，视觉疲劳、听觉麻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1987年发生在大兴安岭的一场大火，至今给我的冲击，不但没有减退，还随着时光越来越清晰。在那一刻，我相信，“人定胜天”是一句戏语和狂语，进入满归后，从直升飞机上鸟瞰被烧过的森林林带，好似被老天爷拧开了一桶足以淹没大兴安岭的黑沥青，浇在了森林上。松林是黑的，草是黑的，小河是黑的，路是黑的，裸露在地表的明棺和墓碑是黑的，就是那些低矮的小砖房也是黑的。

事隔18年，我见到了当年的副总指挥，在大火灭后就被撤职的原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董智勇早已退休，但身闲心不闲，还依然在林业系统奔走呐喊。那是一团和林业终身相伴的情怀和一条起伏跌宕的命运轨迹。

田炳信：董老，18年不见了，还记得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吗？

董智勇：怎么能忘记呢！那是我一生最难忘记的一件大事。

田炳信：那次大火，我被新华社任命为大兴安岭满归报道组组长，当时同去的还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文字记者马义、摄影记者陆金发。我们是做草原列车从呼和浩特赶到大兴安岭的，走了三天四夜。在大安岭林区，一路上看到许多灾民往外跑，有马车、卡车，还有自行车，逃难的景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火着起时，你在哪？

董智勇：说来话长。86年10月份林业部里分工，防火分给我管，教育口也归我管，也就是说86年10月份我接手，半年多一年不到，87年5月大兴安岭起火。那会儿我在哪呢？我在安徽和江西。

田炳信：在安徽干什么？

董智勇：在这之前，田纪云有个批示，说是南方的森林砍伐比较严重，要我下去看看。我看了以后，那里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在江西也看了几个地方。在江西抚州，晚上看电视，才发现大兴安岭起大火了，那时候已经是5月11日了。大兴安岭火灾是5月6日起，5月7日报的，我就问组里的同事，部里来电话了没？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为什么不知道啊？
田炳信：当时你是林业部副部长，又分管全国的林业防火，这么大的事不知道？

董智勇：对啊，就是不知道。我一知道这事，马上坐车到南昌，找到江西省林业厅长李明志：“你们厅到底有没有接到部里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通报？”“没有！”

田炳信：这么大的事，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

董智勇：奇怪啊。后来我又打电话给林业部防火办问：“到底现在火情怎么样？为什么不通知我呢？”后来他们说：“知道你在下面检查，但不知道你在哪个县里？”我说这是假话，怎么可能找不到我，打个电话到省里一问就知道了。我赶紧回北京，但当时南昌飞北京的飞机已经满员了，我说满员也得给我动员旅客给我调一下，我们一共4个人。以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动员旅客退票。我是5月11日下午4点钟回到北京，把行李扔下，就回部里问当时在部里看家的一位负责人：“为什么不告诉我？”“通知你了，找不到你。”我说：“胡扯淡！”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后来我就听大兴安岭火灾的情况汇报，一直听到晚上十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又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坐直升飞机到灾区去。到现场后，我去要车去火场都不给，打长途电话也不行，信息都给省委控制着。开会还没资格去听。

田炳信：你是林业部副部长啊。

董智勇：是啊，你说奇不奇怪。然后，我向田纪云报告了，我说我是防火指挥部的副组长，居然没有资格去参加会议！最后，马上挂一个长途，任命我为大兴安岭火灾现场副总指挥，这样我才有资格参加各种会议。那时候在火场天天开会。我当时还开玩笑说：“你们几位都指挥过灭火吗？我可指挥过，当年小兴安岭的一个林区起火，我可见过这种森林大火啊，有经验。你们见过吗？冒黄烟是什么意思？冒黑烟是什么意思？冒白烟又是什么意思？”

田炳信：你考了他们一把。

董智勇：我考他们，我说省委书记，你是总指挥啊！冒黑烟，火烧得还旺的时候；冒黄烟是火快灭了，但还有明火；冒白烟，就是基本上灭了，眼看就能看得出火的大小。你们派解放军战士上去灭火，不懂得灭火的知识，伤了人怎么办啊？我给大家提意见。当时火起来之后，徐有芳副部长第一个就去了，比我提前一个礼拜去，我俩当时住一个房间，我说：“老徐啊，这真怪啊，大兴安岭火灾应该以我们林业部为主啊，林业、消防为主，但你看解放军战士上来了。”老徐说：“那怎么办啊？”我说：“这火点太多，能不能请部里面给转达个信，向田纪云同志汇报。”但接到的命令是坚守阵地，不能回来。当时全国的救灾物资也到了，什么罐头、帐篷都来了。都没动。我看见那些解放军战士灭火，两天两夜没睡觉了，我说：“把物资发下去，出了问题我负责。”东西就都发下去了。当时火场的副总指挥有七八个，徐有芳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干脆到西线满归，成立一个分指挥部。”

田炳信：说得没错，分东线、西线，西线是满归，是分指挥部。东线是加格达齐，总指挥部。

董智勇：我一申请，还同意了，我就坐直升机到西线去了。

田炳信：我记得，你到了不久，在满归开了一个西线指挥部紧急会议，好像是商量打不打防火隔离带的事。内蒙古政府的副主席白俊卿也在场，我当时的感觉你们挺为难，打吧，时间不够，人手不够；不打吧，上面又通知打。你在指挥部那个简陋的小棚子里转来转去，还自言自语：不行，我到北京去汇报，田纪云还不见我。

董智勇：是这样，当时上面要求打防火线，防火隔离带。我一看说，开玩笑，打什么隔离带啊，起火才打啊，没起火打什么隔离带啊？劳民伤财啊。

田炳信：按照当时的要求，没有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在大森林里砍伐出四道长约二百公里的隔离带。我估计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敢抗上，也不敢反映。当天，还是通过我们新华社系统写了一篇《国内动态清样》，迅速、及时地将情况反映上去，第二天中午，北京就有批示下来，可以缓打。

董智勇：你找的那几条理由还不错，一是大火烧了一把，这是天灾，二是人为地再砍伐上一顿，这是人祸，人力、物力都不够，在大森林里开出一个隔离带，一旦再起火，那隔离带不就成了通风口了吗？

田炳信：做为一名记者，当时写内参，我们是没有什么顾虑的。

董智勇：做对了。当时我就说，打隔离带，我们打了，别说那会打不了，到今天也打不了。我们都说打了，实际上是没打。那时候也没有作息规律了，心里只有灭火。经过奋战，加上天公作美，下了场雨，火终于给扑灭了。过后私下探讨这场火灾的起因，火是从哪里发起的，当时是讲打西保东，其实该是哪起火打哪里，怎么能舍西保你黑龙江，这不对的。
田炳信：当时森林面积绝大部份在内蒙古。

董智勇：绝大部分是在内蒙古。

田炳信：我到现在才闹明白，大兴安岭按地理位置来算呢，应该在内蒙古境内，而且森林大部份面积也在内蒙古境内，结果它起了个名字叫牙克石。小头反而起了个大名，叫大兴安岭，属黑龙江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董智勇：现在的牙克石是内蒙古的，每年大兴安岭的管理局得交钱给内蒙古，64年的时候，薄一波定的大兴安岭会战，为了支援东北建设，加格达齐成了飞地，为黑龙江建设作贡献。相应地，黑龙江向内蒙古交一定数额的费用，就这样一直传下来的。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间回到北京的？

董智勇：大火扑灭之后，总结经验教训，向国务院汇报。5月25日，大火扑灭了，紧接6月份撤两个部长。我是6月23日撤我，在前半个月撤的杨钟部长。

田炳信：这中间有个插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撤你之前，莫斯科红场有个外国人驾着小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德国的小青年。为这事，苏联撤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这件事中国的媒体炒作起来了。炒起来又联系到大兴安岭，大兴安岭这么大的火，谁该负责任？

董智勇：当年火灾这么大，就没人负责？当时万里同志还讲了句话，就是说我：“这个董智勇，不好好救火，在那发牢骚，讲怪话。”

田炳信：有人打小报告了。

董智勇：我说我讲什么怪话了？我没有啊。从哪里来的？一封匿名信，告到了万里那里。

田炳信：那估计是谁写的呢？不知道。

董智勇：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我在前方扑火，结果后院起火了，扑火有罪，告状有功，是不是啊？我讲了什么啊？我不明白啊。那匿名信给我看看，就是不给。这下我就开始发牢骚了。前方扑火的有罪，在后方的反而有功。我说你们什么都可以讲，看样子是打算撤我了。过了不久，到了6月21日下午，林涛找我谈话，说：“这次火灾非常严重，烧了130多平方公里，伤亡不浅，死了那么多人。上面决定要撤你职。”我说：“我大学毕业后，你就是我的老领导啊，一直跟你几十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他说：“不行啊，代表国务院啊，要撤你职啊。”“凭什么啊？凭那场火啊。我不表态。”“你不表态不好交待啊。”“那好，我就表个态。”这时我想起林彪那几个非常，我说：“这个决定非常伟大，非常英明，非常及时。”他说：“这三个非常很好，就这样。”然后他就给上面汇报说：董智勇表态非常好，拥护撤他职。我在一旁大声喊，“我不拥护！”他瞪了一眼：“少说两句！”就挂电话了。
田炳信：有意思。那次的火灾到底有多大？

董智勇：据当时公开披露的材料讲，这场森林大火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据统计，直接损失为：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70万公顷；烧毁贮木场存材85万立方米；各种设备2488台，其中汽车、拖拉机等大型设备617台；桥涵67座，总长1340米；铁路专用线9.2公里；通讯线路483公里；输变电线路284公里；粮食325万公斤；房屋61.4万平方米，其中民房40万平方米。受灾群众10807户，56092人。死亡193人，受伤226人。森林资源的损失以及扑火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停工停产的影响，还没有计算出来。

田炳信：这件事，当时可是一件大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记得在去满归采访的路上，还有人调侃说，都怪那个混血儿歌手费翔唱什么，“鬼来吧，鬼来吧”，又吼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

董智勇：大事一发生，各种声音肯定多，先不说它。后来大兴安岭庆功会邀请我去，我说不行了，估计我去不成了，乌纱帽都已经没有了。没几天，各大媒体都登了：董智勇同志犯有严重的组织错误，重大的失职行为，撤职。当时我还不满60岁啊，差三个月六十。

田炳信：当时我们党的干部退休是60岁，还是65岁？

董智勇：正部长65岁，副部长60岁。

田炳信：当时是已经明确了？你就快满退休年龄了。

董智勇：撤职之后，我就不用来上班，我就问：“我现在离退休只差几个月，回来上班又不知道坐在哪里？不上班，又是有组织无纪律，上班我又难受，怎么办？”“这样吧，你先在家里休息一段再说。”老伴就说买双旅游鞋，没事跟我逛大街去。我说好啊。就这样，每天上街散步去了，逛了5个多月。中组部又让我出来工作，鉴于我是林业专家，让我继续担任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职务，我就又上班了。上班后，我又跟书记提出，我不做主任，做副主任，做些具体的实事，党组也同意了。89年，组织又找我谈话，要给我压担子，让我担任林业协会理事长。我说：“这不合适吧，我是个犯过组织错误的，怎么能担得起这个重任呢？”但组织还是让我去了，就又干了几年。

田炳信：大兴安岭大火时，杨钟部长是在国外吗？

董智勇：不在国外，在北京的医院，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住院是经过请假的。当时国际林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硬要他代表林业部去讲讲话，他就去开了会，完了之后，又住进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