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老北京原不是这样对文革的批判还不够2--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深谈系列

田炳信：你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文革”对你，对你的家庭应该说有很大的刺激吧？

舒乙：受了大刺激，受了大损失，受了大打击。对四人帮，应该否定得非常厉害，鞭挞的非常厉害，决裂得很厉害。但现在有些东西又在复活。有人护着这个，千万别说，说了就丢我的脸，但邓小平当年他们蹲过监狱，下放劳动，所以他们彻底否定“文革”。现在网上又出来了广泛传播的文章——评文革的十一个伟大贡献，等等。

田炳信：有么。又出来这样的文章了。

舒乙：非常多，你不批判他，那个左的东西，它还会冒出来，我们一些干部在经历了那段经历以后，已经彻底抛弃的一些东西被他们重新找了回来。批判的不够，又重新找回来了。
田炳信：人们说历史都是重演的，现在有这个危险，但怎么演还不知道。

舒乙：巴老曾经说过，我最听不得样板戏。为什么呢？因为正在大演样板戏的那个时候他正在牛棚，他在受罪，他在挨批斗，那是他的伴奏曲。

田炳信：背景音乐，悲惨的背景音乐。

舒乙：对，巴金说他一听见就发抖，一秒都不能忍受。

田炳信：巴金说的？

舒乙：对！

田炳信：能谈谈巴金吗？

舒乙：巴金犀利深邃的思想，正直，自省，都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此外，巴金和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共同点，追求“言行一致”，在这一点上，他们极相像。当然，“言行一致”做起来很难。由于难，所以可贵，值得说，值得钦佩，值得学习。巴金的心和老托尔斯泰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心是伟大的心，是严于律已的心，他们常常用鞭子抽自己的心。巴金最讨厌的事便是向奴隶扬鞭，他为反对这种丑恶而战斗了一生。可是，他却时时刻刻在抽打自己的心，为了绝不再说空话、假话、套话。

田炳信：当年，有一批作家，他们自省、律已，文如其人。先做人，后写字。起码有一种为人为文的神圣感，而现在这种神圣感也没了，从痞子文学，然后呢又出现了下半身文学，腰部文学，乳房文学。文学就跟那鞋带、妓女差不多了，让人感觉乱七八糟。

舒乙：你看那个年轻人对于流行歌曲、港台歌曲的热衷啊，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相反呢，他对其他的东西呢，一点不爱。这种导向是非常可怕的。你现在分析一下，你拿十首现在港台最流行的歌曲和我们现在原创的那个歌曲，那个歌词啊，我们看应该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一个青年把它当成是最高的东西来崇拜的时候，危害就出来了。他没有什么更高的理想可言。庸俗的东西，这个东西无害，不要限制，可以放开，很快啊，但一家伙放开以后特别是地方政府，好多公款去请唱。老百姓受苦受难，它却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个问题是最应该禁止的。你看那个美国的很多电影，他其实里面很多伦理，很多人情味很浓的东西。它不下贱，很少说教，但他传递给你的是很高尚的道德。

田炳信：美国前些年有一个事，我们叫下岗，他是被老板炒掉的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在地铁站，也是等车吧，有一个人掉下铁轨，他当时是奋不顾身冲上去把他拽上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当天晚上，他收到两个电话，一个是美国总统打来的，一个是炒掉他的老板打来的，让他再回去。然后呢，媒体很大的炒作，但最起码人家透露出这种信息，从最高领导人，到他的老板，对这件事，从道义上，给了很大的欣赏。我们有这种事么？我们没有。实际上我们媒体传递啊，就像一个乳房，你滴的是什么，是血啊，乳汁啊，是墨啊，还是毒汁啊，我们现在报道滴的是毒汁啊！这边讲那个乞丐是假的，不要去怜悯他；这边市委书记撞车跑了，顶包案。这边肝有病，然后眼上、耳朵上、嘴上、身上肯定都有伤出来。家里要装防盗门啊，晚上凡是往这里过的好像都是小偷。我说这报纸往外滴的是毒汁啊，时间长了大家会怎么看呢？我看到一个标语说“今日不努力工作，明日就努力找工作”，我说这是什么话啊，我自己也搞企业文化的，你的员工全有病，身体有病，精神有病，那叫什么企业文化。那叫压迫人的文化，收拾人的文化。我说中国人的文化不是这种东西，这都是从欧美学来的，进去看见标语就紧张，这人没病就吓出病来了。另外，我听说68年的时候，我看的报道，说你父亲是被评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有这事么？后来是因为他去世了就没有评成。

舒乙：这个事啊，我现在不是特别愿意谈，他那个档案没有公布，诺贝尔档案没有公布，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保密的状态。它是五十年还是多少年才解密。他们当时怎么讨论的吧，找不到那个档案的证据。十几个评委里头有一个人汉学家，马月然，中文名字，瑞典人，他否定这件事。不可能是老舍，他说话呢，很权威，因为他是个评委，可惜呢，他当时是个局外人。

田炳信：他那个时候也年轻嘛。

舒乙：他说不可能，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普通教授，所以很多人就信了他说的。而且他认识老舍，他在北京当过文化参赞，很多文人他都认识，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年轻。我得到这个消息呢，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日本人说我是专程来的，他说我知道这件事，中国人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日本人知道，我们认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传递这个消息，就是68年，川端康成得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老舍的。我们日本人怎么知道呢，就是那个川端康成去领了那个诺贝尔奖金，回日本以后，庆功会上，瑞典驻日本的大使说了几句，原本是给中国人的，可惜他死了。

田炳信：诺贝尔是给在世的人的，有这一条。

舒乙：可惜他死了，不能发给已故的人。所以就没有再次投票了，投票呢，以后就有内部的商定，说泰戈尔以后，二战以后，还没有给过东方人，说还是给东方人吧。他说剩下那四个人只有川端是东方人，但是他说我们不受这个约束，都是秘密投票嘛，投票最多的果然就是个东方人。所以我们日本人知道。

田炳信：那我想他这个应该是真的，那他讲的这个话应该是真的。当时就披露出来了，不是现在才提起。

舒乙：这个呢，在日本报纸上有反映，所以我就想让日本朋友，就帮着找日本当时的报纸也可以。没找到呢，就是这个事出来了以后，马月然否定这件事。但是现在慢慢的吧，又有这个说法。萧乾先生死了以后，有一个人突然主动写了一篇文章，她说这事我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她当时陪着萧乾上挪威去，旁边嘛，等于和瑞典是近邻，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挪威的权威人士，当着我的面讲给萧乾听，跟日本人讲的完全一样，一点不差。这个当然是间接的，最近出现了间接的。他当时是这样的，诺贝尔评选是很复杂的，好多次筛选，提名的话可以好几百。因为是很多很有名的人被邀请来写推荐信，可以好几百，然后筛选筛选，到了最后最小的圈子，剩五个人。那么这五个人，就要念全部的著作。当时评委很少，现在评委是十几个了，这十几个要把这五个人的全部著作都要念过，念完了以后不讨论直接投票。
田炳信：凭感觉。

舒乙：秘密投票，最多的那个人就是当年的那个中选者。并不是凭他的某一个代表作，他的全部的，他说你们中国人就很惨，我们没有人认识中文，中国人为什么始终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看不懂，除非你有大量的外文才行。他说我们瑞典人呢，懂法语、德语、英语、瑞典语，这几个语言我们是能够自由阅读的。你们的东西如果能翻译成这几种，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找来。可惜呢，没有。就怪了，就老舍有大堆的英文，包括瑞典文，他说中国作家有瑞典文的几乎没有。我们都拿来念了，觉得老舍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