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档案：“上海人民公社”由生到死的十八天--中华网--新闻中心

　　
　　不少人认为，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张春桥、姚文元自作主张使用的。这种观点和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本文作者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他在《百年潮》2005年第8期上撰文回忆了上海“一月风暴”的过程及“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市委写作班子率先发难

　　上海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文革”的酝酿准备阶段做了不少工作，却不知为什么又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突破口和首选目标？这件事，我(本文作者阎长贵，曾任《红旗》、《求是》编审，时为江青的秘书)曾问过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说不知道，也很纳闷。关锋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还做东宴请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奉命作陪，后来怎么闹翻，陈丕显成为打倒对象，实在弄不明白。对陈丕显，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这段话的具体含义我们不得而知。对上海为什么首先夺权，我还问过其他人，都说不清楚。事实上，这迄今仿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我根据初步看到和掌握的材料，大体叙述一下1967年1月上海夺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的过程。

　　说到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有个人不能忽视，这就是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徐景贤。徐景贤解放初期就被调到上海市委，长期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1963年他担任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成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具体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事宜。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写作班子里完成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和任组员的姚文元到北京工作。这年的11月，张春桥、姚文元托人带口信给徐景贤：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积极响应。1966年12月18日，“后院起火”，“心脏开花”，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造反声明》宣布：“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朱永嘉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这在全国省、市机关是第一家。由于徐景贤打头，上海市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起来，他们同徐景贤的造反派一起组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联络站的首领。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发号施令，人少权大”，他们又积极和王洪文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徐景贤带头造反，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还说，“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夺权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时，张春桥说：写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王洪文等人，张说：“上海的200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张特别强调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1967年1月6日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获秋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实际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