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叶利钦第一次访华要求见邓小平表达敬意--中华网--新闻中心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一次访华，我担任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代表杨尚昆主席到机场迎接他。叶利钦下了飞机在贵宾室稍事休息的时候，和我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说：“你是国家体改委主任？”我说是。他接着问：“怎么样，工作好不好做？”我说，中国的总体形势不错，有个好的宏观环境，部门工作就好做得多了。他的短短几句话，不是外交辞令，带有亲切询问的口气，给人以人情味的感觉。

　　汽车离开机场以后，叶利钦不断四处张望。我感觉他好像不是观赏车外景物，而是在等待着什么，他不说，我也不好问。直到车队到了酒仙桥，两边出现摩托车护卫队时，他好像才安定下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是酒仙桥，从这里开始进入北京市市区，中国的迎宾仪仗队从这里开始护送车队。这件事使我感觉到叶利钦非常重视排场，重视礼宾待遇。这也可能是俄罗斯的外交风格。1994年，我随同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正式会见。叶利钦不是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外广场迎接我们，而是让我们先登上两三层楼高的乔治大厅，叶利钦在大厅的另一头等着我们，我们走过去，他走过来，在大厅的中央会见。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是俄国人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这套礼宾方式不知是不是从沙皇俄国沿袭下来的。在各国礼宾规格中，我没有见过有第二个国家是这种元首会见的方式。

　　车队过了酒仙桥以后，叶利钦问我：你是国家体改委主任，对中国的改革和俄罗斯的改革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俄罗斯的改革没有研究，只能讲讲中国的情况。他说：可以，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听听你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我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情况总体上是好的，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稳定。我的感受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主要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注意了三个问题：一是注意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们搞市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坚持采取渐进式的步骤。我们重视外国的改革经验，但是我们不照搬它们的做法，我们主要还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的最大国情是有10亿多人口，经济不发达，人民的收入比较低。我们非常重视改革的社会效益，强调改革要让大多数人得益。如果改革要引起社会震动的话，应当做到大多数人能够承受。中国低工资，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很脆弱，我们十分重视物价改革，注意妥善解决由于物价上涨而引起的群众生活问题。二是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断推出改革措施，促进发展，同时非常注意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不稳定，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我们过去搞“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就是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现在我们要改革、要发展、要前进，稳定是前提。邓小平说过，天天上街游行、请愿，中国就没有精力搞建设了。我们这些年改革所采取的举措，都是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作为前提。三是在改革进程中，制定改革的方案，研究有关的政策，都组织政府官员、企业代表、专业学者参与，共同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是把从不同程度了解的情况的人聚集起来，互相沟通，互补不足。中国政府在讨论改革的时候把这三方面的人都吸纳进来，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有利于考虑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避免片面性。我讲的是中国，实际上也是对比了俄罗斯的改革做法，我讲得比较含蓄，但叶利钦可能还是听出来了，他听完以后，先是没有吱声，隔了一会儿，说我讲的有道理。

　　当车队快到天安门的时候，我对叶利钦说前面就是市中心——天安门了，他开始注意天安门的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我还有个问题要和你说说。我说请讲。他说：我想见邓小平，请你们能够安排。我说：现在邓小平已经宣布退出公众生活，所有来中国的外宾他都不见。叶利钦不死心，继续说他仅仅是想见见邓小平，几分钟就行，表达他的敬意，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一样。我想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只好说可以立即报告，转达他的愿望。到钓鱼台国宾馆之后，我就对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说：叶利钦讲了，他要见邓小平，我已经拒绝了他，但是他不死心，还是要求会见，我只好答允代为报告。钱其琛说，俄罗斯外长也跟我讲了。我说，那就好，这件事我算是上报了。之后，杨尚昆主席问我叶利钦有些什么反应，我说他问中国的改革情况，我已作了回答。另外，就是他要求会见邓小平，心情非常迫切。当天晚上，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叶利钦，宴会开始以前，大家都还没进宴会厅的时候，叶利钦把杨尚昆拉到一边，说他想见邓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几分钟就可以。杨尚昆也没有答应他，和我回答的一样。最终叶利钦没有见到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