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1958年刘伯承在中南海公开检讨前后(3)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军队工作中“反教条主义”的发起者不是别人，竟是大家十分敬重的彭德怀元帅。彭帅为人耿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头，这是极大的冤案。“文革”中更遭迫害致死。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帅会犯“反教条主义”的错误，说起来有其根源。
彭帅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有矛盾。起因是当时毛主席很欣赏粟裕同志的军事才能，常召见粟裕同志，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务。彭总认为不应越过他这位国防部长。粟裕同志其实很无辜。他为人一向谦逊，对老帅们包括彭帅都很尊重。但毛主席要召见他，他难道能推托不去？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他难道能不执行？彭帅却因此心存荠蒂。一次他访问苏联，曾问过是国防部长重要，还是总参谋长重要。对方回答，从指挥军队讲，总参谋长比国防部长更重要。论年龄和资历，彭总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将军衔，彭总授元帅军衔，可见毛主席还是很尊重彭总的。
彭总对粟裕同志有意见，而刘帅却很器重粟裕同志。笔者1949年先后访问刘帅、粟裕，他们两人同住一座平房。笔者曾听刘帅夸奖粟裕同志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重要的是，刘帅和粟裕大将在军队建设包括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朱总司令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培养高级将领应让他们广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如《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和俄罗斯名将苏沃洛夫的《致胜科学》、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军事著作，除研究我军丰富的战争经验，也要研究罗马战史、拿破仑战争史、日俄战史、欧洲大战史、二战时期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战史等等，不能局限于仅仅学习毛主席几篇军事著作。其实，这是各国军事教育的常识，但却触犯了最高领导的忌讳。
1957年，彭德怀去南京视察军事学院。本来，他并非军事教育专家，军事学院也非他主管的范围。但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这帽子很大，立刻被1958年5月刚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接过去了。他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于是才有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把一身正派、军事修养很高的军事家朱老总、刘帅、粟裕大将等全军最著名的高级将领整倒。从此，全军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只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为接替彭老总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60年代发起的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左倾”错误路线扫清障碍，为个人迷信铺平道路。也为随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扫清了军队的障碍，毛泽东在“文革”中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军队为他“护航”、“保驾”。这一点，1959年许多参加批判的当事人大概都始料不及。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保密度很高，地方干部所知甚少。笔者只隐隐约约听到朱总司令、刘帅和粟裕等人受批判了，却不知具体内容。直到1986年访问刘帅的许多部下，许多将军，包括萧克上将，才知道这次不正常批判的情况。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帅在1958年充当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急先锋，不料一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便遭到灭顶之灾。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有人动员粟裕同志“揭发”、“批判”彭德怀，粟裕同志一言不发，不肯随风逐浪，在彭总遭难时“落井下石”。保持了古人“以德报怨”的高风亮节。可惜，像他这样的君子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盲目迷信、盲目追随，在风浪中一呼百应。这种恶劣风气的蔓延，也导致“文革”灾难席卷全国时，很少有人能公开抵制。这是一种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文革”毕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识辨能力。八十年代，我听彭真同志说过，“文革”也不能说一无“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帮助中国人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大多数人对“个人迷信”深恶痛绝。因此，后来，当个别人逆历史潮流而动，还企图搞“个人迷信”时，绝大多数人嗤之以鼻，自然很难“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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