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海雄：谁会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中华网--新闻中心

　　

田炳信：顺德在90年代初能够率先实行产权创新，恐怕与当时面临的困境有关吧？我想除了这点，还应从顺德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寻求答案。

丘海雄：是的。分析顺德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发现，顺德是由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等多方面原因形成，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与顺德近几年一系列正式制度的创新，有着很大的相容性。

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比邻广州、佛山，靠近香港、澳门。境内绝大部分是江河冲积平原，河涌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长春。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就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外贸出口基地。

顺德的历史是由沙田加移民组成的。顺德最早修筑堤围是在宋朝。明朝，筑堤围恳沙田开始进入高潮，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新垦沙田共30万亩。秦汉以后，中原居民不断迁徙到广东，顺德县境比邻广州，亦有移民陆续入境定居。八方移民汇聚顺德，也从顺德流到异国他乡。到1998年，全市常住人口105.32万人，流动和暂住人口50万人，旅居港澳台的顺德乡亲及国外华侨40多万人。表现出移民社会的典型特征。

顺德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既可以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也适宜种植香蕉、龙眼、蚕桑、花卉等多种经济作物，这不仅是农业生产繁荣的基础，也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后，顺德商品性农业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我国最早出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顺德的圩镇密度增大，功能趋于多样化，其中陈村和容奇尤为典型。陈村在17—18世纪之际便成为珠江三角洲的谷物集散地，与广州、佛山、石龙并称广东四大名镇。

田炳信：你在调查中，有没有比较顺德人和其他地方人的差异？

丘海雄：勤劳、节俭、和平、守法、务实、家观念、重人伦，等等，是顺德农民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农民的相同之处，顺德农民不仅和内地农民同样勤劳、务实，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更为务实，强调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进取，敢于承担风险，不安于现状，不因循守旧，不自我封闭，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精神。

如果满足现状，死抱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就不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到顺德这片土地上，就不会有数十万祖籍顺德的华侨和港澳同胞，“鱼唔（不）过塘唔得大，人唔出处唔精乖”之类也就不会成为顺德的谚语；如果怕担风险，顺德人就不会在台风活动频密、地势低洼的珠江口不断地修筑堤围，围垦滩涂，开荒造田，即使是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顺德农民仍然是一有机会，就“看经济（市场行情）种作物”，顽强地表现出他们对商品经济的追求；历史上，顺德普遍和主流的社会观念是承认和尊重差别，认为各人能力有大小、收入有多少、生活水平有高低是“天公地道的事”，患有宁可大家一起受穷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发财的“红眼病”的人极少且没有市场；对于别人发财的态度，有条件的发誓“我要赶上你、超过你”，没条件的则是“你有本事你发财，我没本事我受穷”。正因为这是一块平均主义观念淡薄的土壤，历史上的用顺德人才有可能面对经济机会反应热烈而迅速。

田炳信：你的意思是说，平均主义在顺德人中没有多大的市场？

丘海雄：是的，即使在人民公社盛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顺德的集体也曾经对管理稻田的“农艺顺”和有技术的驶牛、养鱼、养蚕专业人员，实行论产计分，给予高于一般社员的工分报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尽管屡遭批判，顺德人还是一有机会，便推行“三包一奖”“分、包、标”等能力、贡献和报酬相联系的管理制度。

顺德独特环境造就的各种观念意识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顺德人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是顺德各种观念意识的核心和实质。主体意识在思想路线上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书本，不慑服权威；在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上是不图虚名，坚持效益第一，能力本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行为方式上是不断变革创新，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在精神岁月上是自强不息，充满自信，敢为人先，不依附，不盲从，不逆来顺受，不听天由命；在思维方式上具发散性思维，不是收敛性、线性思维，凡事爱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在处事原则上是与人为善，自爱爱人，平等互助，和为贵，“顺得人”。

田炳信：支撑顺德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文化精神当中，务实品格是最重要的一根支柱，也是顺德人主体意识最重要的体现。顺德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图虚名，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一刀切”，决定工作方针和评价事物用的都是实践标准。

那么，顺德最早把原有的集体企业变成股份合作企业，恐怕也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小气候”下展开的吧？

丘海雄：我记得当时第一家访问的是一个电机厂，这也是报纸上登过，当时他们的改制比较成功。他们的改制是“三三制”，30％的股份归经营者，经营者可以是一个群体，是公司的高层；另外的30％是技术和管理人员，这是中层的；另外的40％归员工。当初这个大概的划分就把原有的公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我的研究发现，改制以后的企业和改制以前的企业，基本上当家人没有变，原来的经营者还是新的形态的经营者，无一例外。

田炳信：什么原因？
丘海雄：首先有一个内部化的规定，持有这个企业股份的人必须是内部原有的员工，就将外面的人排除掉了。
田炳信：它是一种放大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丘海雄：另外我们说，中国的民营化和东欧是不一样的。东欧有些国家是外部化，我们是内部化。东欧有一些它是无偿地将原有的公有企业股份无偿地分给老百姓，我们是转让，而且我们的转让不是公开化的，外部化的，是内部化的。